已有数天没有得到医治。我永远也忘不了腐肉所发出的气味。当我回到家时，首先用来苏尔水，然后用肥皂洗手，但手上还是有气味。后来我用了面霜，然后又用了香水，但今天一整天，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气味。

    我希望所有在7月和8月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争的人，要是能先看一看昨晚大批重伤员的痛苦情形就好了。我肯定他们会向我承认，当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时，战争就是一种犯罪。这些士兵只是些普普通通的青年和孩子，就像我们在我们邻里中所看见的人一样。面对现代战争，他们看来缺少训练，缺乏装备。

    我不会轻易忘记一个可怜的人，当我从他担架旁经过时，他请求我不要在今晚就把他送进医院。他说他太累了，已经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并且很疼。当我帮他调整一下位置，使他舒适些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被子已经湿透了。我试图找一条被子，但只找到了一些麻袋，于是我只好用麻袋当被子。他说早先的外国医生对他很好，每天为他换药。他还说：“你知道吗，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对那名医生说，如果我年轻一些的话，我想让他做我的教父。”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在想，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谁来照顾这些伤员和穷人？他们不可能到西部去，他们会被留下，并成为鸦片馆的牺牲品吗？

    次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吴贻芳院长的建议和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以便处理日益严重的即将发生的难民问题——日本人进攻南京和早晚要占领南京的事实似乎不言而喻了。因此“紧急委员会”的成立是一种应对措施，当吴贻芳院长征求魏特琳的意见时，她坚定地支持校长的这个主张。这天下午3点，第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召开，讨论和得出了4个阶段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1.战斗阶段；2.中国军队撤退后；3.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4.日本军队进城。委员会由5个人组成，3位男性，2位女性，程瑞芳和魏特琳便是这两个女性成员。

    “金陵大学也有一个紧急委员会，共有30多人留下。”程瑞芳对魏特琳说。

    “太好了！这样我们也有相互支持的机构和队友了！”魏特琳为程瑞芳带来的消息而高兴。

    学校已经在为一旦日军进城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作准备了。自然，首要的问题是处置学校的那些宝贵的设备和财产，转移是首选，其次是隐藏，而这些都让力气有限的魏特琳她们累得几乎每天都快要窒息。魏特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需要做，那就是了解学校到底能安置多少难民，而南京市整体将会有多少难民。拉贝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认为将有20余万难民，他们已经与尚未撤离的政府机构统筹了一个计划，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将安置约200到1000难民。即使是这个数目，魏特琳和吴贻芳认为已经超出极限。

    “200人是最大量了，1000人就是灾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方面这样认为，因为她们的估计并非保守。事实上到11月，留在学校且能干些活的人总数不足二三十人，按1个照顾10人计算，200多个难民进驻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最大限度了。

    “谁也不能保证将来的难民是否那么理智，或许是500人，或许是1000人，或许更多……”拉贝主席对魏特琳这样说。

    不可控是关键问题。所以魏特琳在紧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后，便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调查学校周围到底还有多少孩子和妇女将留在南京的工作上。安全区成立后的分工明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旦接待难民，其主要对象是妇女和孩子。魏特琳因此认为有必要先把周边的难民情况做一调查。

    11月25日是感恩节。1937年的感恩节对魏特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她在用自己的行动酬谢上帝对她的哺育：装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