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衣服成本也就必然很大。你土农民一个，拿出去一件即使跟皮尔·卡丹一模—样的东西，可人家照样将你当几十块一件的普通服装来向你要价，那时吃大亏的不还是你吗？话说回来，像皮尔·卡丹那样质量的服装在我们常熟能做出来的人有的是。只是我们这儿独特的市场价格决定了我们做那种产品，干那种假冒的事只会吃亏，所以才不去干嘛。再说，我们常熟人也有自尊，像你们北京的“红都时装”不也是我们常熟“小裁缝”田阿桐的手艺吗。要我看，我们这儿产的“秋艳”等一类服装其工艺不比皮尔·卡丹那样的外国名牌差哪儿去。你们大城市里人就是有点儿迷信洋货，可洋货跟我们的“土”货差多少价？几倍？几十倍吧？而且你可能也知道，像中国市场上的皮尔·卡丹一类外国服装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中国生产，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就因为贴一张名牌商标，价格几十倍地上去了。时间长了，你们大城市里的人也明白过来一点了，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商场都到我们常熟来进货，这不是很好的说明吗？说穿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穿服装图啥？不就是款式新一点，做工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吗，而这三点我们常熟正是全有了。

    一个农民服装商能有如此精辟的“服装市场观”与服装营销理论，真使我大吃一惊。然而令我更加吃惊的，还是常熟人在支持和维护服装市场的自由价格中所作的，每年有12亿人次的受益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想到的那部分可贵的特殊贡献。

    常熟服装城内的“王府井”——招商场总经理马盛元给我讲起了一件事。有一日，乔石同志到他的商场视察，见这儿同样一件衣服，可比北京要出奇地便宜。于是乔石同志就问，为什么这儿的服装卖得这么便宜？马总说，这儿的服装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实行市场自由价格后出现激烈的竞争，生产服装者的利润就是劳动力本身，而劳动力本身计入生产者的利润之后，就形成了常熟市场上的服装价格大大低于其它市场的现象。另外加上常熟又占有棉纺原料产地和产品直接生产地的优势，这就构成了到这儿批发和购买服装总是能赚钱的根本所在。

    劳动力等于生产利润——这就是常熟人民在开拓市场经济的征程上为我们所作的特殊贡献。

    本来，作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市场，当地行政部门为了维护当地的利益，是可以出面对市场价格作一定干预的。比如某一种服装在某一个季节，当地有关部门可以定出一个统一的价格来对待外来客商，这样就能使生产者的利润在一定额度上有了绝对保证。可是常熟没这样做。为什么？服装城的负责人坦诚地表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常熟服装市场实行的是自由价格，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这对服装原料、加工和生产者的我们常熟人而言，可能每出售一件服装、每批发一个产品，少了一块或几块钱的收入，然而我们对社会却多了一份贡献，尤其是对繁荣市场起了积极作用。对这样的利益牺牲，我们常熟人感到值得。与其把河塘里的鱼都捞尽，倒不如将它放入活水里自由地养大……这就是常熟人面对自由价格的冲击所坚持的态度。

    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位本地货主为什么说“没有利润”的真实涵义。其实，亏本生意是没人做的，常熟人所说的“没有利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作为商品，他们从家里或者还是从国营、集体厂里拿出的服装就以生产成本投入到市场，确实“没了利润”。但另一个方面，正是他们以仅有的与生产成本等同的价格，将产品投入到流通领域，才确保了市场价格的绝对优势。而一个繁荣、稳定的市场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者所从事的产业的空前繁荣与持久稳定。

    常熟常熟，常种常熟——这个道理，大概只有聪明、精明、高明的常熟人才对此最有深谙的理解与实践。

    在乡村采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