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际的变化呀！还有两个现象也可以说明我们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镇区了吧，几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楼，而这些新街新楼不是政府出钱拿经费盖的、铺的，而全是我们个人拿钱盖的楼铺的路，政府只是进行了规划布局。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廿三里镇的一块40来平米的商业用地已经卖到21万元了！过去都说大城市里的黄金地段寸土如金，现今我们偏远的农民土地也值钱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变化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同样道理，仅拿我们村来说，本村人口仅为2400多，而现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却已超过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们中间不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脚在这儿做中小生意了。你问为什么一个小镇留得住这么多外地“凤凰”？当然是因为这儿有经商的市场呗！

    “廿三里自古是块经商宝地，也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故乡，可以说，义乌有今天，就是因为先有了我们廿三里至今仍留在新城区边的那条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经去过那条老街了吗？它可是我们义乌人从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让全中国人都羡慕的经商骄子的见证。”朱有富有理由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义乌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他在我临别时说的一句话叫人刻骨铭心：“咱廿三里对义乌市场的贡献是用血与泪铸造出的……”

    当我深入采访那些当年从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钱一毛钱起步，到今天每年创造一个“百万富翁”的义乌商贾们时，对朱有富的话便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是的，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如果没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头的那种为了一根鸡毛一根猪骨而不惜摇断拨浪鼓的精神，那么今天的义乌人自然不可能有“华夏第一”的大市场，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数百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本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四五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在城里又找不到一处可以糊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抬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强，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