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会算，但对支持公益事业上也是最大方的，几千元、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地拿出来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为一种荣耀。我相信，因为在去年的那场大洪水过后的捐助活动中，义乌农民的捐款数额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计算恐怕在全国农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农民一个人就捐了10万元。”

    这就是义乌人。他们的每一次抬手举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难以置信，然而我们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们每一次举手投足时所经历的非凡。这是最重要的。

    “廿三里市场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由于受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影响，我们义乌的多数出外做小生意的拨浪鼓手，此时已经感到传统的‘鸡毛换糖’远不如直接做其它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别是那些经常跑广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摇几个月拨浪鼓，不如走两趟广州、上海贩点小商品赚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毕竟是小镇，离火车站、离县城又远，很不适合做买卖，于是摇了几百年拨浪鼓的义乌人，从此放下‘鸡毛换糖’的活计，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类小商品买卖上。在告别廿三里老街的旧市场时，我们小镇上曾经出现了齐山村的一户农民用了两台拖拉机把全家积存的1吨多重‘鸡毛换糖’而赚来的硬币，拉到信用社储蓄。银行为此发动了全体工作人员整整数了5天，才把这两拖拉机的硬币数清，总共是43439元！”

    在我临别廿三里时，村支书朱有富别有一番感触地向我透露了当地的这一传闻。这个真实的传闻，虽然是在无意间听说的，但它在我心头却占了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拥有1吨多重硬币的主人在平时是如何积存它的，而当这些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硬币被满满地装上两台拖拉机驶向信用社的路上时，其主人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采访到这位存硬币的农民，但从他一家一户所拥有的如此多的硬币以及他最终毫不犹豫地将其存入银行的那一瞬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义乌人独特的积财方式和从商的决断行为，那是十分叫人钦佩和深思的。

    许多精神是可以学习得到的，而许多精神又是无法学习得到的。义乌过去创造的“鸡毛换糖”从商方式流传了几百年，使在一方贫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骆氏后代得以传宗接代。今天他们继承和发扬“鸡毛换糖”的精神，在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中谱写新的乐章，具有深刻而不朽的宝贵精神财富。

    就在被如今的义乌人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奠基者的谢高华书记到任义乌前夕，义乌县城所在的稠城街头便开始了一群群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这中间有上面提到的冯爱倩、何海美、金莲珠等人，他们都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代经商者。这些人中间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黄昌根——现今义乌市场里绝对的大亨。

    黄昌根也干过“鸡毛换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场上最早的客户之一。但因为黄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产队不发他外出从商的证明，于是他只好在家摇他的“拨浪鼓”。而正是这种非人性的压迫使这位具有经商天才的农家汉子饱受痛楚。在今天千千万万个义乌经商者中，上一点年岁的都知道和了解黄昌根这个人，因为在义乌所有经商者的眼里，早期的黄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他母亲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后改嫁了还当了“好人”，所以这就决定了黄昌根要比别人更往下低头；他黄昌根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因而也就决定了在那个特定年代里他要比别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那年他实在脚痒也想偷着出去“鸡毛换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经过一条山溪时，滂沱的大雨唤来咆哮的山洪，挑着货郎担的黄昌根只觉脚底一滑，连人带担掉进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当时他唯一的知觉是：这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没有让其过早地结束苦难，一位卖山货的人路过时搭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