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缴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说完上面这些话后，邓小平进而道，“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平素讲话从不讲过头话的邓小平，会在短短的几百字讲话中，连续用了两个“太可惜了”，这是少有的。足见邓小平对外资利用的关注。

    日本方面也抓住了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领导人的心理，他们紧追不舍。张文彬、秦文彩等中国石油人因此在同欧美国家的石油公司展开一轮又一轮紧张而繁琐谈判的同时，也与日本方面不断商榷和谈判。

    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第二天，中国和日本关于在渤海湾开发石油的总协议在人民大会堂签订。1980年2月，中日双方又就总协议遗留的油田开发问题签订了补充协议，而这之前的所有协议还不是正式合同文本。按照日本国的法律，还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日本方面对此高度重视，文本很快经执政党——自民党掌控多数席位的议会通过。此时，中国方面则有自己的想法：正式合同文本的签订时间，希望放在中国的华国锋主席1980年5月访日期间。这是对等的外交形式。日本方面表示同意。

    “我们的行动，有时还必须服从外交需要。”负责整个海洋石油对外工作的秦文彩说。

    国外谈判的复杂程度有多难，可以举个例子告诉你：光形成正式文本后各自需要看清对方的文本表达，就得用一两个月时间。在中日两国间的协议文本形成后，秦文彩他们派往日本方面的专业人员去核对日文版协议文本就用了两个月时间，需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地核对日文与中文表达上的含义。

    1980年5月，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在李景新、赵声振、钟一鸣的带领下，先于华国锋主席的国事访问之前到达了东京，就两国原先达成的合作协议的一些细节作最后的敲定。代表团到东京后，几乎每天向北京汇报。秦文彩等随时把握着大方向，坐镇总指挥的是康世恩。

    华国锋主席已经启程，这是中日两国之间中方最高领导人的一次历史性访问。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兴奋而激动，日本方面的石油公司也异常欢欣鼓舞，历经两年多谈判的两国海洋石油合作是象征中日友好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现在只等两国领导人过一下手的签字仪式了。可就在这时，北京方面突然向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发去一份急电，上面共八个字：“中止谈判，马上回国。”

    这是怎么回事？当电文放到李景新、赵声振和钟一鸣手上的时候，他们简直惊呆了：这……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什么事都与日本方面谈妥了，现在突然要中止谈判，怎么向人家交代啊？”代表团中有人发起牢骚了。团长和副团长的李景新、赵声振和钟一鸣也异常伤感地互相看着，不知所措。

    “马上给北京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看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有人说。

    “老赵，你打个电话去问问。”李景新对赵声振说。

    一会儿，赵声振耷拉个头，有气无力地回来告诉大家：“北京方面说，一两句话说不清，让我们回去再说。”

    一件重要的内容被突然取消，不仅震动了中日两国石油界的谈判人士，也同样震动了两国政界。原定的华国锋主席与大平正芳首相的签约仪式没有了，李景新他们的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成员也只好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当李景新向日本国石油公司的德永先生辞行时，德永先生惊愕得直哆嗦：“这……李先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问李景新，可李景新只能十分尴尬地告诉他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