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对外开放把国门轻轻地一拉就可以高枕无忧，那未免太天真和幼稚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外开放，尤其是它的进程，其实比自力更生所经历的还要复杂和艰巨得多。”经历中国对外开放初期过程的秦文彩体会深切。

    许多中国人或许还没有这样的体会，世界上什么事最劳神？从事对外合作的同志会告诉你：与外国资本家谈判最劳神！“有时候，谈着谈着，我想杀死对方的心都有！”一位“老外事”工作者曾经对我这样说。他同时又说：“其实跟‘老外’谈判，一旦谈成之后，天大的事也变得简单又简单了，他们的办事方式是：谈判过程寸土不让，毫厘不舍。但一旦纸上签名画押后，你怎么个折腾都没有关系，只要不出合同规定，但倘若违约，你就得接受协议的条款，就是亲兄弟、夫妻间的一分钱账目，也必须清清楚楚。”

    几十年生活在计划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石油人哪儿干过斤斤计较的“买卖”，尤其是与国际资本家的“洋买卖”！

    “第一次看外国公司拿来的合作项目的合同文本时，简直不能多看一眼，多看一眼，你就会发蒙……他们的条款搞得太细太细，细得甚至连上班从什么地方起步、到下班走哪条道路，都必须规定得死死的，如果你没有按条款规定的去给他们办，他就得罚你款。外国人的思维模式与我们很不一样，而且国际经济的合同条款文本，有时一个很小的具体事宜，他们也会拿出一本厚厚的文本，少则几十页，多则几百页，甚至上千页，别说通篇看完，就是让你看几页，也非得把你整头痛了不可。可你还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而且必须看明白，如果稍稍忽略一下，你可能就掉进不知有多深的陷阱了……研究合同文本，是我感觉最头痛的事，但这又是对外合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丝毫马虎不得。”秦文彩深有感触地向我吐露了十余年主持中国石油对外合作过程中最苦恼、最劳神的一件事。

    “可以这样说，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对外合作，比任何中外合作项目都具有挑战性和艰巨性，因为除了双方利益外，我们头顶上还悬着一把利剑，它便是国家的主权问题。”秦文彩说，为这，他、康世恩、张文彬等中国石油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知被多少人骂过“卖国贼”，然而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党性原则在心中，他和他的同事们又为了不做“卖国贼”而不得不一次次地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地坚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诸多外国公司展开无数艰苦而不懈的谈判与较量，这种谈判桌上、桌下的较量，有时甚至比战场上相互残杀还残酷、还残忍。“欲哭无泪，生不如死的滋味都尝遍了！”秦文彩坦言。

    “但在国家的尊严和民族利益面前，你个人的委屈和无奈又能怎么样？你还得平静下来，调整好心态，捂住伤口，舔干血迹，重新振作精神，再去战斗和拼搏，甚至有时需要违心地去执行……”这就是秦文彩等第一批从事对外开放工作者所练就的品质与修养。

    外交家的智慧，石油人的豪气，中国人的尊严与友情，在对外工作中，你得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极致，越发挥到极致，你所获得的尊重与收获越将是最可喜可贺的。

    进入合作开发第一轮的是与法国和日本，中国政府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国家，在当时既有业务上的考量，更有政治上的因素。在西方世界的对华关系中，法国一直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戴高乐将军便奉行与我友好的外交姿态。与邻国日本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政府，尤其是以田中角荣为首相的新一代日本政要，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当他们看到中美关系有了改变之后，唯恐落后，于1978年便缔结了《中日友好条约》。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友好条约，为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扫清了障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