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洋玩意儿，我们代表团的成员都看不懂，你早年出国留过洋，看完后给大伙儿讲讲！”

    “行。交给我吧！”邹明没有说第二句多余的话，便操起唯一的一台老式计算器，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总算把BP公司在北海的二十几个油田经济分析资料批复演算了一遍。

    做完这件事后，邹明向年轻的部长提了个请求：“我们该有台像样的计算机了！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早在四五十年代就有了大型计算机，并能通过自己编程序进行经济运算了，可我们还在用简易的手工计算机运算，怕下一步会给国家大规模开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带来严重的滞后与阻碍。”

    “老邹，你的想法正是我一直伤脑筋并且全力求得中央有关部门全力支持的一件大事！‘面包会有的！计算机也会有的！’”宋振明部长还是当年指挥大庆会战时那样充满朝气，他那虎虎生风的性格深深地感染了邹明他们。

    邱中健是整个“总参谋部”——资源评估委员会的“总参谋长”，他受副部长阎敦实的领导，直接组织指挥汇集到涿州的近200名石油精英，开始了一场特殊而艰苦的激烈战斗——根据各国公司所获取的物探资料，准确评估出海洋区域内的地质结构和石油储藏量，简称“资源评估”。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为下一步如何开发我国海洋石油提供精确的规划和数据，用军事用语来解释，就好比大决战前，“总参谋部”为整个战役提供详尽的作战依据和作战方案。

    “对外开放前，我们中国的石油人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海洋上找油的经验几乎是零。与外国公司合作的大门一开，了不得呀！到涿州的头一年，我们就从外国公司手中接过了重达130多吨的原始地震磁带、报告和图件等，所有这些资料，都得靠我们这近200人的技术人员将它分析、解释和整理出来！现在想起当时的工作情景，我还觉得实在太难忘……涿州离北京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可在那两年中我记得也就回过三次家，那也都是回部里开会顺便到家里看一眼就走了。大家都是一个样，一心想着干活！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在我们手里耽误一天，国家损失的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美金。那时候，国家还很穷，1美金外汇，好比现在手上10000元人民币似的。那真叫珍贵哪！”邱中健回忆道。

    后来我从秦文彩和其他参与涿州“总参谋部”工作的同志那里了解的情况，证实了邱中健的话。

    “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石油人要比普通中国人早感受了五年乃至十年的光阴。

    与外国公司合作，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家”对效益和利益的格外看重。你中国不是与我订了合同吗？既然订了合同，你就得按合同办。拖延一天，你就得赔一天的钱！中国人吃惯了大锅饭，也干惯了长官意志的事，于是也就常常不把时间概念放在眼里。可“老外”不干，你拖延没关系，可你得赔钱！成倍成倍地赔，而且还必须赔外汇！

    中国石油人急眼了！延迟一天，“老外”得让我们赔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这咋吃得消？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让“老外”宰咱！不让人宰你就得拼命地干。

    余秋里和康世恩两位政府副总理，那时都得常常为国家少花还是多花几个外汇要掐着手指算，咱小小石油人还能怎样？

    秦文彩有一天到涿州检查工作，老伙计阎敦实跟他开玩笑道：“我现在这儿快成‘西点军校’了，以后假如你管海洋石油，我的这些精兵强将，你可得全给我收编！”

    秦文彩抱起双拳，笑言：“那我在此先谢了！”

    果不其然，秦文彩往物探局的招待所四楼、五楼扫了一眼，内心真是感动：大热天里，上百名国内可数的石油专家，拥挤在连台摇头电扇都没有的简陋楼房内，办公、住宿合着用，唯一的“好处”是，白天上班能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