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开发大陆架石油资源的系统经验、技术、装备以及所需的资金。为此，我们拟先同美国宾斯公司就风险合作条款问题进行探讨。同时，要多选择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至于补偿费的比例和期限，摸清各家的报价后择优签约。

    关于考察培训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准备接受邀请，派专业人员前往。费用问题，可在合同内一并解决。

    妥否，请指示。

    报告发向中南海后，秦文彩和张文彬还拿过存稿看了又看，觉得这份报告把该写的都写进去了，而且从我方利益出发欲与外国进行的合作设想，可谓万无一失，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持和满意的！他们甚至如此大胆地估摸着。

    秦文彩则对参与同外国谈判的同事们说：趁中央的批示还没有下来的几天时间，大伙儿好好调整调整，准备迎接更繁重的任务！

    “好嘞，这些日子光陪‘老外’吃西餐了，把我的胃都搞坏了，我得回家让老婆多给我弄点酸面汤调剂调剂！”有人乐呵呵地说。

    时间过去大约一星期，张文彬办公室来电话：“文彩，老部长们有话了，你快拿文件去看。”

    “怎么啦？他们有不同意见？”秦文彩听老政委的口气很阴沉，忙问。

    “看了文件再说吧。”

    秦文彩立即找来文件一看，“当时真像当头挨了一闷棍！”秦文彩回忆说：“我们原先以为余、康二位副总理肯定同意我们马上抓紧时间与‘老外’签约，在这之前，康部长不是还对我们说过，要一天干一个月的事。我们觉得经过两个多月与那么多外国公司通过谈判等大量工作，‘老外’又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迅速把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对外合作搞起来，尤其是我们的报告里说得非常清楚，也可以说是考虑得已经十分周到，比如先以美国一家宾斯公司做试验，等第一个合作成功了，就全面铺开。哪知余、康二位老部长的批示竟然是一盆凉水……”

    余、康的批示是什么呢？

    他们在石油部的报告上这么批示道：关于和外国公司搞合作，开发海上油田的办法，现在还处于初期接触阶段。还需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合作方式将有多种多样，暂不宜过早定死。可广泛接触，各种方式均要摸一下，然后选择最好的方式，再报国务院审批。

    “这算什么事嘛？”

    “前些日子还让我们一天要干出一个月的事，怎么转眼就来个‘暂不宜过早定死’？”

    “是嘛，我们的调查研究已经够深入的了，谈了那么多公司，而且几乎都把国际上‘老外’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惯例，都摸得差不多了才确定的方案嘛！”

    二位副总理的批示传达后，“海洋组”参与谈判的人一时转不过弯，老实说，连张文彬和秦文彩也心里直犯嘀咕：一向办事果断的余、康也不是这种风格嘛！对外合作是中央“3·26”会议上已经定下的方针，而且具体步骤也基本上是按他们二位老部长的意思行动的，怎么忙活了半天会是这种结果呢？

    想不通！至少一时想不通。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石油部为了加快海上石油的勘探开发，不仅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对外合作工作，副部长张文彬还亲自出任总经理。与此同时，石油部还在天津塘沽成立了海洋石油勘探局，直属部里领导，原“石油师”一团政治处副主任马骥祥被任命为首任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塘沽是中国海洋石油勘探的发源地，1966年1月7日，石油部就在此成立了海洋勘探指挥部。十几年来，中国的海洋石油勘探一直在艰苦中摸索和进行着，由于技术和装备能力尚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所以渤海湾的海上石油成果进展不大，现在石油部借对外合作的东风，准备在此大干一场，塘沽再次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