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怎么一下来了那么多高鼻子、蓝眼睛……

    “忙！第二个字还是忙！”秦文彩说，自从“3·26”人民大会堂的那次汇报会后，他和石油部主管海洋石油对外工作的张文彬副部长等“海洋组”的同志，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还嫌不足。“白天上班时间不用说有多忙碌。而晚上你也没有多少休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与欧美国家的石油公司取得联系，我们的夜里，正好是他们的白天，有些事就只能等到半夜去处理……”秦文彩说。

    1978年的中国北京是什么情况？我们许多过来的人都非常清楚：你要打一个长途电话，就必须到复兴门东边的长途电话局去排队，一个电话等上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你若打电报，就得去西单长安街的电报大楼等候。石油部对外联系的都是国际电话、国际电报，等候的时间就更长了。那时能打国际长途的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石油部与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合作在海上钻井，如果要打一个国际电话，先得通过电报打到陆上的北京或上海，然后再转香港线路，才能再转到某个国家。这还不是特别难的问题，让秦文彩和石油人感到伤脑筋的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时，许多时候你必须得通过上面一道又一道的机关审批，你还得等待外交部，甚至是国家安全局的批文。“但所有这些等候和审批，我们都认为是必须和无条件的。我记得非常深的一次给某国际公司发邀请，光跑批文就走了三四十个部门。那时我们没有怨言，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代表国家在对西方世界进行‘有礼有节’的合作与斗争，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河水到底有多深多浅，谁也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弄不好会淹死人的。所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妙。”秦文彩回忆起那段往事，苦笑着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稍稍露出一条缝隙，西方世界便蠢蠢欲动，甚至欢呼万岁。当时中国的石油人并不知道一个背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展开“石油战争”后，连续几次的“禁运”和蹦跳式的大涨价之后，那些依赖石油进口的发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石油短缺对自己发展的威胁，于是全球性的石油勘探热在很短时间内风风火火地被掀了起来。“至1978年，几乎所有石油勘探设备都被租用出去，并且越来越多的资金在后面等待着新一轮的投入。”一位石油经济评论家当时这样指出。

    拥有海洋面积约为整个欧洲大陆面积两倍的中国要开放海洋石油勘探市场，这个消息无疑让拥有技术设备和雄厚资金的西方国家极度兴奋。当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还在美国访问时，欧洲石油界就每天在收集相关的情报。最后他们获得的结论是：东方大门正要打开，谁争取到在中国“处女海”的石油勘探开发权，谁将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五十年称雄世界。

    1978年6月，夏季的第一丝热风刚刚吹进北京城。一个庞大的法国石油代表团来到了北京，团长是法国政府能源司司长卡隆。

    “他们怎么来了？我们可没有向法国石油公司发邀请呀！”那天，张文彬把外交部通知他第二天去会见法国石油代表团的事告诉了秦文彩。秦文彩觉得很奇怪。

    张文彬笑了，说：“人家法国和我们有外交关系，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外交部来华嘛。”

    原来如此。

    此时的秦文彩，有股突如其来的凉爽：看来国门一开，景象万千！

    这不，卡隆率领的法国石油代表团刚刚离开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外事部门又匆匆地来告诉秦文彩：明天李先念副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董事长安德森，要我们石油部去陪同接见。

    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