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脚下的一位老人告诉我：1951年，第一次获得土地的台州农民最先联手办起合作社，结果1952年使得这里的农业大丰收，于是大办农业合作社成了全国性的让毛泽东同志极为欣喜的一件事。浙江因此也成为全国办社的先进省份。但到了1953年、1954年，办社就出了问题，那些中农有意见，说拼起来种稻没有谷，合起来养猎没有肉，于是他们要求退社，而且有的地方退社后发现谷也多了，肉也能吃到了。农民们因此纷纷效仿，上面的一个叫邓子恢的领导也支持这事，提出办社的调整思路。毛泽东知道了，怒斥之是“小脚女人”，并再度号召“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于是全国一轰而上，中农也被大批特批。后来是统购统销，农民的自主权基本被剥夺。1957年，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发现交了公粮后自己吃不饱肚子。带头闹事的就是台州的仙居人，一时间这个县的合作社全部垮掉了，一些坏人借机兴风作浪，把政府的牌子都砸了，再度惊动毛泽东。仙居一县被抓起来的人就有几百人……自古就有硬气性格的台州从此再不敢在政治面前碰硬了。他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自己的革命——想明白了，悄悄干，干对了也不说不扬。这种行为的结果是：台州人空前地收获了实惠。

    只干不说，静收实惠，于是就成了台州人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传代经典经验和处世方式。

    “以往一直需要国家大量返销粮的台州人竟然在混乱的‘文革’十年中没有饿死一个人。”对这样的“辉煌一页”，我问台州人是什么原因时，他们笑着告诉我：“全国工人在造反打架，我们台州农民在家种粮生娃。”智慧的台州人已经老到起来了，就像得了天台山上那些隐士的真传。

    种田人知道：种什么样的田，就有什么样的收成。“人民公社”之后，农民们种田的自主权其实被彻底地剥夺了，剥夺了种田的自主权的农民等于没有了天生的能力，时间一长，就没有了进步。而对那些地薄人多的山区，没有了自主权的农民就只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笑话，农民们对这样的寄生生活自己也不满意，加上返销粮还常常不够和不及时，饿肚子的日子是难过的。走出大山到政府去闹事？去造反？农民们最后选择的不是这些，而是悄悄地“土地革命”——把集体的地分了，分给各家各户种，结果发现他们基本能丰衣足食了。这等好事怎不做？再说，山高皇帝远，没人说就没人来管——皂树村的老百姓和干部们就是这样在山外的世界都在大批“资本主义”时，他们却瞒天过海地进行着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分田到户。这样的日子竟然使全村的人在国家没有返销粮的年份里照样可以养活了全村人，于是他们认为这没有啥错，符合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慢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了习惯。再后来，周边的村子也悄悄地跟着学，一直把几个村、几十个村和两个公社的农民们全都带动了起来，所以等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以75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主持农业工作座谈会的纪要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发下来后及那个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中国，有这样一村庄》发表时，浙江台州的农民们带着半嘲讽的口吻说：小岗村人做的事，在我们这里早已成了历史。也就是说，被写入中国改革开放史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掀起的一场最让9亿农民们激动的分田到户、承包单干运动，在台州相当多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溅起一点儿水花——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早已把地分光了！比小岗村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们早承包、早分田到户的台州人，在别人忙着还在争论分田到户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时，他们便又开始了悄悄地离开家乡、离开庄稼地，开始向外乡、向城镇做起买卖来了——第一批穿村走街的补鞋匠、卖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