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海吃海，耕地少，农民只能靠出海打鱼为生。可是出海打鱼是要有渔船的，小船打不了鱼，造大船又没钱，怎么办？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发明了一种叫“打硬股”的传统，这种“打硬股”就是几个人、几家子凑钱来办一件事。比如造一艘大船，几家、几户一起凑钱，然后有了收入就按出资多少分红，这就是台州人的“打硬股”传统，流传下来已经至少有百年历史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阶段农民们的日子难过时，就有人联合起来用“打硬股”的方式办些小企业，这种经济形式在解放初期就有。后来在60年代后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封杀了。可老百姓要过日子，就得想办法。“打硬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台州沿海一带老百姓发明的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经济形式，只要一旦有适合它的空气和条件，它就像水岸边上的芦苇疯长，你想割掉它也不易。台州能成为中国股份制的发源地，是有地域原因和历史条件的。

    娄昌福的话令我茅塞顿开。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这儿有一批干部来自百姓，心里装着百姓，而且自己也敢作敢为。如果没有他们，台州的股份制，或者说民营经济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娄昌福感慨道：

    “比如说芦浦工艺厂，毛庆贵他能办这个厂，如果不是因为当时任芦浦公社书记的他父亲毛崇友的支持，他毛庆贵根本不可能把工艺厂办下去。芦浦公社的股份制能够在‘文革’期间得以生存和发展到‘半壁江山’，没有像毛崇友这样敢作敢为的领导在背地里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如果不是因为有林友泮他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带头干，这个合股企业也绝对不可能在‘文革’最疯狂的1966年、1967年中诞生和成活。”

    是的，我相信娄昌福的这番结论。台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生机勃勃，统领天下，没有台州历届的干部们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当地实际为本的思想和勇气，那绝对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我想老百姓最清楚这个事实。

    在台州，企业股份制形式的形成之早、之广泛，随着采访调查的不断深入，令我越发震惊和惊叹。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场在高层以批判“修正主义”、下层以横扫“资本主义”的疯狂式的浩劫，曾经使无数说了几句真话、做了一两件有违极左路线的事，甚至连卖一个鸡蛋、少种一亩“口粮田”，都有可能被人“踏上一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的年代，浙江台州农民竟然能如此广阔、如此深入地悄然进行一场以求生存的新型体制下的经济革命，而这，也只有在台州才能出现。

    台州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之处，群峦叠阻，交通不便，人的生存需要攀岩走陡，意志和磨难必不可少；海之域，风浪险多，需有闯荡冒险之气，所以台州人素有“处危争死”“轻死易发”的强悍、雄豪之气，又有自强不息、敢于进取的精神。台州人硬气，在浙人中早有传闻。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就曾夸奖自己的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作家柔石这位台州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

    股份合作制所以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完全疯狂的岁月里成为台州人民求取生存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及其后来成为全民性的经济形式，原因有二：

    一是台州人的性格和骨气所致，二是山与海的自然环境养育了台州人别于他人的灵性与求索精神所致。在传统的渔业和经济落后的年代里，群众自发采取的以资金和劳动力折股联合的经营生产方式——“打硬股”，则为台州人创办股份制企业提供了经验与实践基础。

    如今我们能搜寻到的并被一些权威部门当做“改革开放后的‘革命性’事件”之一的股份制先行者史料中，“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