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生产队有钱，我们也不想借，因为一借集体的钱，今后赚了赔了不好说，所以我们商量大伙儿凑钱合股办厂。”颜祜庆说：“我们六个人，每人出一股，最早每股是150元，后来因为买机器设备，钱不够用，每股增加到500元，记得我们六人中有一个人出不起500元，就又找了一个人合了一股。所以整个厂共有6股，股东是七个人，其中有两人是合了一股。除了我和林友泮外，其他四股的名义是梁华星、蔡志昌、林友富、江新德。”颜祜庆的记忆显然比较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有了合股的钱，可办厂仍然困难重重。先是我们想到楚门木器社学习，看看能不能也干木器活。可一到那里，人家听说我们也想搞木器，根本不让我们看。后又找到林友泮的朋友坎门前台大队的林维庆书记，他那儿用现在的话讲是思想解放一点，所以我们就准备把厂办在他那儿，谁知才办了四个月，造反派武斗，我们去上班，半途上能遇到炮火，吓得谁也不敢去了。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搬回来自己办吧。这么着，我们又偷偷到温州瑞安去买了4台仪表机床，就租用了你所看到的环岛上作放水用的斗闸上的三间房子，算是我们的正式厂子……”

    “那会儿，我们运回4台仪表车床跟打仗一样，很惊险哟！”颜祜庆绘声绘色道：“那个年代，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设备查出来，肯定是要没收的，而且我们还要倒大霉，吃官司。林友泮他是支书，认得的人多。也没人相信他支部书记干违法的事，所以我们从温州买回仪表车床后，将设备拆卸成零件，装进麻袋里，然后走的是不被人查获的水路。开始也没有把设备运回到自己的地盘上，而是放在林友泮的好友、坎门的林维庆那儿。我们几个人先在那里偷偷把操作的技术学到了，然后再把设备运回自己的家乡。”

    “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想办合股的私人企业，只能‘戴红帽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响起机器声。”林友泮瓮声瓮气地又插话道。

    “什么叫‘戴红帽子’？”我还头一回听这样的词，便问。

    “就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办私人的企业。”颜祜庆嘴快说道，然后又指着另一位没有发过言的叫娄昌福的人：“你问他，他最清楚……”

    娄昌福原是芦浦公社的工业办公室主任，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而且心细地保存了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芦浦公社(后改为芦浦镇)的全部工业资料。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沓发黄的档案，一边向我介绍：“林友泮他们办的玉环县红卫仪表厂，是1967年在公社登记的。当时林友泮他们的分水大队叫红卫大队。所以他们是以红卫仪表厂名义在我们公社工业办登的记。”

    “那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这个厂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我问。

    “知道是林友泮他们几个人合股办的私人企业。”娄昌福肯定地回答。

    “知道了你们还敢批准他们办哪？”我知道那个时候“文革”已开始，批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农村的最主要任务。

    娄昌福笑了，说：“一会儿我再给你讲我们玉环为什么成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制发源地。我先说林友泮他们的红卫仪表厂。为什么说它是戴红帽子，就是因为这个厂的名义是当时红卫大队办的，社办工业在当时并没有说不让办，虽然也有人说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一些加工小企业还是有的，公社的工业办就是管这些事。林友泮他们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办了玉环全县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我算弄明白了。“仪表厂具体生产什么产品呢？”我问。

    “很简单的螺丝。现在看来根本不算啥产品，纯粹为别人加工的一种用在装订账册的螺丝。”林友泮说。

    “可干了几个月后，还没有分一次红，玉环这地方的武斗就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