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使我有机会渐渐梳理我并不成熟的心路。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以后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但我和母亲都不感到后悔，因为我们母女和解了。后来母亲在我出走几个月回家后，重新找了一个中学让我去读，我和母亲对今年我考大学都充满了信心。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只想对所有的家长说一句话，那就是：请在严格要求您的孩子努力学习时，不要忘了给他们一点起码的自由，这样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相反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认为这绝对没错。

    “逼子成龙”的恶果

    为了“高三生的独白”部分，我采访过各地的几十名学生，在所有接受我采访的这些高三生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对现行的教育，特别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学校教学模式提出了最严厉的意见也是最恳切的希望，那便是请求社会、学校和家长们给予他们最基本的自由空间、最基本的人格尊重与做人的权利。

    “我们大部分人都过了十八岁的成人年龄，不能因为高考而剥夺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我们要求有人权——不是西方政界指责我们的那种人权，是我们作为新世纪一代中国青年人应有的那种既有严格要求，又能体现我们健康快乐与自由个性的人权。”一位现在就读于北京某著名学府法律专业的学生如是说。

    关于学生的人权概念，我问过不少家长，他们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的回答显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触到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时，其回答又让我感到吃惊。

    “孩子的人权必须建立在一种有所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在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学生。这位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而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给予你的种种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有谁真心想让自己的儿女在无尽的努力与等待中来让社会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的。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的话没有道理，但谁又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就成了一种机器吗？一种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那种模式制造出来的一代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混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还有心跳的僵尸吧，阿门！”学生们这样告诉我。

    我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之见，它们实在值得大家深思。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地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己感到，我是一个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