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元兄对我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半点自嘲自讽的神色。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惊愕。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她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叫红红。

    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重点。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这可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份，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他有了家庭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六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少年白头”上找到答案，更可以从他不该先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看到女儿在一个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尚旦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唉声叹气的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去了。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寿命缩短还要着急。怎么办？偌大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逼急了的中国人就是能想出招，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终于打听到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原来，那是个农村中学，是个专门训练考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

    “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哭着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呵！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有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对我这样说过。

    “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惶旎去了……”红红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

    “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都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瞅见了不高兴，更怕孩子看到了心里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既陌生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能习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自己的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而这个分数在燕郊中学，许多同学根本进不了重点名牌大学的门，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北京近100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考分最差的学生，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