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但机会的不平等并不只是出自他们……吴先生所说的富人阶层，即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他们致富过程中真的都与机会不公无关吗？我看未必。”另有论者更是径直发问说：“吴敬琏，你是谁家的经济学家？”

    对于这样的反驳和质疑者，吴敬琏感觉颇为无奈。不过，他还是要把自己想说的话继续说清楚。在不久后的《财经》年会上，他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2007年3月，过去几年里一直困扰吴敬琏的那个“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再次发作。他在全国“两会”上的言论再次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

    第一波批评声浪由“春运要不要涨价”引出。近年来，由于铁路运力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春节返乡农民工的需要，于是每到春节之前，人们哪怕排几天几夜的队也一票难求，而有门路从“后门”搞到车票的黄牛党却趁机大发横财。2007年，铁道部决定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这一举措引来了报刊上的热烈讨论，欢欣赞成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零星的反对意见。

    3月7日，政协委员分组讨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那个工作报告提及，今年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就是政协向领导反映委员意见的结果。在讨论中，吴敬琏对政协工作提意见说，在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最好双方的意见都反映。可是我们往往只反映“主流”的意见。过去像讨论“体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反对的意见得不到反映，全体大会上听到的发言都是一片赞同。这次对“春运涨不涨价”的反映也只有一面之词。我看到网上茅于轼教授的文章，他指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的结果不理想，事实上有很多农民工连夜排队却买不着票，另一方面黑票价格上涨，票贩子发了大财。还有批条子等寻租活动也十分猖獗。吴敬琏说，他觉得茅教授说得很有道理，因为不涨价并不能增加火车席位的供应，农民工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实惠。听说铁路部门因为不涨价，全年少收了两个多亿，为什么不拿这两个多亿给全体农民工发一个年终奖金？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在春节前夕回乡，或者换乘车辆，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这些言论顿时在网上招来无数口水，失望、责备乃至辱骂之声四起，有网民在博客中写道：“吴敬琏曾有一段时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然而这‘良心’，大概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民众。这有最近民众喷出的如潮口水为证。”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形成一种无序狂欢的“广场效应”，人们着迷于姿态、丑闻、黑与白的冲突以及偏执的民粹主义立场，因为这些都会迅速唤起滥情和关注。而对于理性与中庸的思考，却显得无比的不耐烦。在这样的舆论空间里，理性表达会变得非常可笑，像吴敬琏这种思维严密、表达谨慎的学者自然很难适应。这是一个封闭已久的社会在突然开放的舆论空间里所必然要经过的混乱阶段，沃尔特·李普曼早在1922年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就对此进行过描述。在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市场派经济学家都遭遇到了类似的攻击和嘲笑，当然，除了吴敬琏，一向以服务弱势人群为己任的茅于轼也在劫难逃。

    另外一场风暴由征地和拆迁补偿问题引起。一次散会后走在路上，南方一个报纸的记者问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吴敬琏回答道，首先，我反对借口土地是公有财产，“三文不值两文”就把人家的土地拿走了。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按市价补偿呢？我看不一定，因为城市化是社会各方面努力的成果，房地产在城市化过程中升值，不一定全是地产主人的贡献，所以，升值的收益也不应全归他们。因而，我主张分情况，用部分升值收益建立一个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