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理论界不尽同意吴敬琏观点的除了厉以宁和樊纲之外，还有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林毅夫和外贸专家龙永图。2005年1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圆桌讨论会”，林毅夫邀请吴敬琏作主题发言，龙永图为主要评论人。龙永图在评论吴敬琏的发言时指出：“我国只能老老实实再走10年年加工贸易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20年。”林毅夫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立论。在他看来，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樊纲立论的基点是中国的就业问题。他认为，从长期看，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他说：“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得做。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对我们不利。”

    吴敬琏首先在演讲中重申了他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批评，提出了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提出了7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破坏生态环境；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GDP增长率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来调整的原因。与此同时，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于是我们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很长的价值链里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附加价值最低、利润率最低的加工部分。所以就有一句话：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自己手里”。

    吴敬琏颇有兴致地旁观学生们的讨论，当时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对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了批评之后，吴敬琏继而对另外一种粗放增长模式进行了反思，这就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出口导向战略，他称之为“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

    2003年10月21日，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吴敬琏做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的发言，他将当时的观点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肯定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相机微调的总量政策，防止进一步“过热”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前货币供应适合于增加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的需要，投资增长只会带来效益，而不会造成“过热”，“气可鼓不可泄”，对增长的积极性要保护好，不必也不应踩动刹车；第三种观点，可能也是政府方面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但还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政府应当采取的政策不是对货币供应进行总量控制，而是“有保有压”，进行结构调整，在扩大“偏冷”部门需求的同时，加强对“过热”部门的项目审批和投资控制。

    第四，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以便降低信息成本，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樊纲的观点与吴敬琏不尽相同，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