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却顽强地不肯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一些国有企业也不愿放弃垄断地位，这样，旧体制的种种固疾也被固化甚至放大。吴敬琏日益意识到，既得利益和机会主义的固化，特权和垄断，官僚依赖型的管制，对社会成本和环境的透支，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往往脱离不了畸形的影子。人们渴望繁荣，但不是非理性、寡头化、权贵依赖型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真正建成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重建公正与法治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里涉及到两大命题，一是政府的职能与角色，二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而要予以解答和建设，必须从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同时推进。

    2000年6月17日，吴敬琏在西安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一个研讨会，做了题为《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的主题报告。这是一份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改革策略书。②

    他在开场白中就说：“改革搞了20多年，我们对经济改革的目标和途径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研究得并不是那么透彻……迄今为止，政府体制改革还停留在一些比较表面的、极其有限的目标之上。这就好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待经济改革那样，仅仅是感觉到了存在的问题。”

    吴敬琏进而分析政府体制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我们的政府体制需要改革，根本的问题在于，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遇到了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已经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代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然而政治体制仍然大体保持列宁、斯大林时的模式，而这一套以行政命令为主，直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的体制是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不相衔接的。这就导致社会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9月的话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在论文中，吴敬琏说，未来政府体制或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明确，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文化上层建筑方面的目标是实现高度文明，但是应当更加具体：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需要对它作出正面的界定。现有的一种界定是，它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是这样，对于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群众通过一整套机制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使国家意志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同时确保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

    吴敬琏的声音不是孤独的，10多年前与他一起设计经济体制方案的学者们也在做同样的思考。

    在2000年第3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时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钱颖一发表《市场与法治》一文，提出市场经济有“现代与传统”、“好与坏”之分。钱分析认为，在当前世界上，宣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现代的市场的国家并不多，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市场化转轨，弄得不好，也往往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钱颖一还总结了传统的或者说坏的市场经济的若干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对经济人和其产权而言，政府（或国家）不受制度的约束。比如，政府可以随意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又比如政府可以任意干预经济活动，限制交易。这就导致经济实体的产权得不到制度保障，从而易受政府的侵犯”。关于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的定义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对钱颖一的观点非常欣赏，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