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纷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可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必须坚持以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在方法上，则应当推动整体配套改革。也正是在那段时期，他和他的同事们呈交于决策层的方略，正是成胎于1986年，再研于1990年，已经磨砺良久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厉以宁还在1993年年末朱镕基召开的征求意见会上，将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失业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通货膨胀几乎使绝大多数人受害，尽管大家都埋怨、都叫苦，但一般不会有人出来带头闹事，他们想，“大家都受害，我何苦出来带头呢？”失业则不同，失业只是一部分人受害，他们心理不平衡，矛盾容易激化。如果说通货膨胀与失业都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话，由失业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认为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政策。②

    其二，明确地指出了未来改革的主要战场。他认为，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是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经济体制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长期在体制外打“外围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部门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二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三是双重体制并存使腐败的滋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体制基础；四是新旧体制采取的政策不同，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吴敬琏越到后来越认识到，增量改革长期持续必将造成“双轨制－寻租基础扩大－权贵资本主义”的衍生轨迹，他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描述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体制外改革优先’的战略下，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化了，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权力仍然干预市场交易；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大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这样，它就把整个经济变成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朱镕基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并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一个是基建投资，一个是股市，则太热了。可是在当时，举国上下憋了一股劲儿，曾经熄灭的发展热情刚刚被南方视察激发出来，在这种全民亢奋的时刻，要求让经济“急刹车”，无疑会背负“反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汹汹骂名。

    “我觉得他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一件就是1993年，用改革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一件是在1998年，同样是用改革的方法应对东亚金融危机。”

    就在这些方案陆续上呈之际，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课题组中的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和李剑阁被征召进入文件起草组，楼继伟此时担任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李剑阁是经贸委研究室主任，吴敬琏等人完成的多篇报告被印发给起草组作政策参考。

    对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的报告，可以清晰地看到，前者采纳了后者众多的政策建议及言词提法，吴敬琏等人苦心孤诣多年所形成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无疑起到了“草图”作用。

    由日后汇总出版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可见，他们总共完成了21个项目报告，涉及财政新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和国有企业所有权框架、中国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国家专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