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会议的讨论结果才公诸于世。

    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一个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写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紧急建议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份报告在除夕夜由专人送达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985年1月4日元旦假期刚过，国务院就开会研究了宏观经济形势，并正式决定对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刹车”行动。接着，国务院在上半年连续召开了3次省长会议，要求控制信贷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并把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定在8%。可是，已经发动了的“火车”并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来。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2.9%，第二季度又增长23.4%，调控几乎失效。

    先说第一场。

    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两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在2009年时评论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的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参与会议讨论的张卓元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学者深感国际经验之不足，“外国专家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广泛的外国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他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讲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而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等等，我们就不知道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一揽子改革”的战略构想。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议》采纳了整体配套的思路，提出要“配套地做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邓小平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此时的吴敬琏如美玉生成，在学术上日趋精湛。1985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一文，老一辈的政治家、理论家陆定一当时卧病在床，读了此文后颇为赞赏，给老朋友薛暮桥写信，内称：“经济文章写得这样‘解渴’，实在难得。如果我编《人民日报》，必将此文登在第一版。”

    在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中，吴敬琏属于“调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1985年年初，他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状况和通货膨胀对发展和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学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中央下决心进行宏观调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现存的会议记录资料看，在巴山轮上并没有发生预料中的争论，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托宾的态度，他是当时全球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家，“反调控派”所依据的理论与他的主张是一个门派，可是，托宾却认定，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治理，他甚至提出要立即采取“三紧政策”——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