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只有持这样的基本态度，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这是任何社会里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

    同时期，于光远还写了另一篇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认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此文先是在《财贸战线》发表，于光远觉得影响不够大，便又交《经济研究》重新登了一次。在说明为什么要重登的附记中，他一口气用了29个问号，其中不乏十分尖锐的问题，如：“以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所依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否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顾这个规律，会受到一些怎样的惩罚？”“怎样看待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为什么对我国经济带来这么大的损害？为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怎样看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的问题？”……

    对于于光远的这种观点，薛暮桥明确表示反对。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当时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改革应当为经济发展服务，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应当取得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否则容易遇到挫折。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综合薛暮桥和于光远的观点可见，他们都反对僵化的计划经济，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贯战略，其分歧在于，薛暮桥认为应该“先调整，再改革”，只有首先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为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于光远的观点则是“先改革，再调整”。

    当时，决策层正在讨论一个宏观治理的“八字方针”，薛暮桥等人认为，治理的顺序应该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于光远则认为应该是“改革、调整、整顿、提高”。于是，到底是“调整”还是“改革”放在第一位，双方发生了争论。因为观点上的南辕北辙，于、薛之间一度闹得颇不愉快。

    在这场论战中，晚一辈的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他同意于光远的观点，而在调整问题上，他则认同薛暮桥。他认为，在当前投资过热及物价上涨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体制改革很难向前推进，而只有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创造这样好的环境。不过，他还认为，调整应该在改革中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文中，他说：“即使在以调整为主的时期，也不能只强调集中，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也需要审时度势，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体制改革。这种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不仅对于做好调整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做好将来条件具备时大改大革的准备，也是必要的。我们在当前的调整为主的时期进行改革的试验，摸索到比较多的经验，就可以制定一套比较好的全面改革方案，从而保证根本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这段论述中，吴敬琏其实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整；第二，调整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第三，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大改大革；第四，我们迄今没有一套全面改革方案。

    晚年的吴敬琏回忆说，当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临时，我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却是那么的不足。人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改革如何进行，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经济体制却还在苦苦的探索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采取某些放权让利，在微观层面进行小改小革的层次上。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策层及理论界有一种论调，即高速度是改革的，低速度是保守的；放权是改革的，集权是保守的；不怕通货膨胀是改革的，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