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履新不久的于光远等人召开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次的参与单位多达100个，与会人员400多位。讨论会的气氛明显比前两次要活跃得多，会议安排了20多人发言，其间，不断有人递条子，争取发言机会。吴敬琏选择的发言主题是“物质刺激”，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理论禁区”。吴敬琏论证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行动，归根到底是由物质原因所推动，表现为物质利益的生产关系决定所有的社会关系。因此，“四人帮”那种把“物质刺激”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显然是反动的。在他们的压制下，不但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甚至连研究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他的发言突破了工资、奖金等具体问题的范围，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当时，于光远找来了冯兰瑞、吴敬琏、周叔莲等4人，日夜在办公室里秘密筹划研讨，后来他们戏称这是“密谋于暗室”。据吴敬琏的回忆，于光远是主导者，邓力群有时也参与讨论，胡乔木则没有介入。有一次，他们正讨论得热烈时，胡乔木推门进来，问：“你们在干什么？”于光远说明了意图，并邀请他加入，没想到胡摇摇头，黯然地说，“一谈起按劳分配就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然后就离开了。吴敬琏不解，于光远便说了一段往事。1958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张春桥的长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按劳分配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批判，提倡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当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兼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看到后，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便指示《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林韦组织文章进行批评。不料毛泽东看了张文后，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转载，还亲自写了编者按②。这使得胡的处境极其困难，他多次写检讨才得以过关，但是却从此失去了宠信。因此，胡一听到“按劳分配”这四个字就避之唯恐不及。

    首先，按劳分配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常识性原则，很容易被论证明白，获得人们的共识和共鸣。其次，在“极左派”的众多理论中，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义为准则的经济路线最不得人心，无论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都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深恶痛绝。再者，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拓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3月10日至2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

    吴敬琏再次慎重地回到这个话题，已是在20多年后的2001年了。

    对中国思想界来说，真正的转折性时刻出现在1978年5月11日。当天，《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同日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中，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孙冶方

    那段时间，吴敬琏似乎又回到了10多年前，勤勉而充满激情。

    这一观点引起了高层及理论界很大的兴趣。它把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对应性直接推进到了国家与企业的层面，也就是产权拥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命题之一。它体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一个主流探索命题，那就是：能否在不改变产权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利益分配的调整，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是，理论界在这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