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据周南回忆，吴敬琏凌晨骑自行车回到家后，脸色特别苍白，先是一言不发，接着号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与他相处半个多世纪，这是吴敬琏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顾准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时，那场“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坐了7年牢的孙冶方突然被宣布“释放”。他问监狱长：“当时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们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问：“今天为什么放我？”答：“不知道。我们不管缘由，只管执行命令。”

    孙冶方回到经济研究所，刚一下车，他站在车门边就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仍是江青的亲信迟群，孙却毫不在意。上面让他写检讨反省材料，他挥笔道，“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孙冶方出狱后，吴敬琏去见他。吴说：“我代表周叔莲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一摆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吴敬琏转达了顾准对他的致意，孙冶方默然良久。对于顾准，孙不但有老战友个人的浓烈感情，而且从其一生的苦难透视到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那时，他的好友，也是从华东出来的、当时被“开除留用”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带个小酒瓶来与孙冶方共餐。一天，两人谈起老朋友顾准。汪说，老顾自己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这个人恃才傲物，像陈毅老总那么好脾气的人都跟他吵架。孙冶方却不以为然，涨红了脸，跟汪道涵大大辩论了一场。

    这时的孙冶方身体已经衰弱之极，行动迟缓，肝区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试图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为了读通原著，他甚至开始学习德文。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85遍腹稿。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