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要挖得平整，刀缝要有适当的角度，只有这样，刨花才能出得顺利，不会卡在刨刀槽里。吴敬琏使出了他好钻研的劲头，和贺菊煌总结出一套制作刨子的程序，不但质量好，速度也很快，甚至一天就能做出一把来，他的制刨技术竟在息县的干校里有了点儿小名气。就这样，从瓦工、电工干到木工。这个从小就喜欢理工科的人，没有想到在不惑之年竟真的实现了“理想”。

    除了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吃饭和睡觉。信阳地区属于淮河流域，盛产甲鱼、鳝鱼，但是农民因为太穷而不舍得吃，干校自产粮食，所以伙食也很好。在那时，除了“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和6本经典著作解说小册子，阅读其他书籍都是不允许的。就是《人民日报》也只许“读”，而不能“看”。因此，天一黑就熄灯睡觉了。一向多病的吴敬琏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不过，这种消停的日子没有过得太久，就因为“深挖五·一六”而被打断了。

    江青等人抓住“清查五·一六”的大旗做文章，亲自抓典型，发通报，要求“深挖”，一次次把迫害的烈火煽旺。学部军宣队按上面的指示办事，在把“联队”骨干的“五·一六”罪行办成“铁案”以后，又将清查的重点转向昔日清查“五·一六”的同盟军、今日的“五·一六二套班子”——“大批部”。

    1971年4月，学部干校奉命迁到了距离息县50里外的明港镇，住进了一所被废弃的军营，从此，不再需要劳动，每天只搞政治运动，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明港更像一座“集中营”。

    运动的主题还是检举揭发和批斗“五·一六分子”。随着斗争的“深入”，坏分子越挖越多，以至于经济所100多号中有三分之一都成了“五·一六分子”。吴敬琏更是厄运连连，有人揭发说，自己曾经让吴敬琏修理收音机，当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美国之音”，于是，他又多了一条“反革命”罪名——“偷听敌台”。他几乎隔三差五就会被批斗，有时一天还会被斗上三四次。他被“隔离审查”，连里大多数人都不太敢跟他交往。学部的“大批部”成员中，很多人被迫屈服了，还有人不堪其辱愤而自杀。吴敬琏却死活也不肯承认，他因此被批斗，多的时候，一天会被游斗3次。他回忆说，经济所的军宣队队长似乎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生”的反感，每一次批斗会，指导员对他喝喊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把你的破眼镜给我摘了！”他还被逼着供认自己的“同伙”。柳红在《吴敬琏》一书中写道：“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及，在笔者走访吴敬琏的同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用逼供的办法时，吴敬琏总是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

    不过，这一切遭遇对于吴敬琏来说，都有点无所谓了。他的朋友周叔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下过这样一个情节，“我走出小屋子，往后面一排房子一看，二排的吴敬琏在离我约50多米处洗衣服。他抬头看见我，开口唱了一段样板戏：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当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的不少，他用泰山青松跟我暗示，他没有承认，也要我挺住”。

    最后，吴敬琏因为“顽固不化”，被定性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劳改队。

    在这个队里，既有像他这样的中青年“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反革命”，有些甚至是过去批斗过他的人。吴敬琏非常孤独，在队里，他与老“右派”顾准走到了一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尽管他与顾准都在经济所，甚至在同一个组里工作，不过却没有太多的交往。追求进步和自诩为“革命者”的吴敬琏对这位两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辈并无亲近感，他们在经济思想上也南辕北辙。而现在，形势比人强，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