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中央宣传部派出3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且有“里通外国”的重大嫌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却不肯低头认罪。这个倔强的无锡人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7年。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杨坚白、桂世镛等《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骨干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的“八大金刚”，一直受到他保护的老“右派”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作为“张孙反党集团”的“外围”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由理论探讨迅速升格为政治斗争的大辩论中，吴敬琏扮演的角色是尴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可是在这场批孙斗争中，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批孙”的积极分子。

    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思想上的原因。吴敬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中阐述的理论基本上秉承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论尼·苏汉诺夫札记）》中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执政，先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性阶段，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其中包括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孙冶方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认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演进的基础，而价值规律、货币交换等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是人事上的原因。自1961年之后，吴敬琏就被属于中宣部管理的于光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征调去写书，与科学处的一班人十分熟悉。而此次，中宣部派出的进驻经济所的工作组，就是从科学处抽调的。1964年春季，编写组去东北考察调研，吴敬琏和陈吉元原本是应当随队前往的，然而，于光远却把他们留了下来，为工作组即将进驻而向他们摸底。所以，当工作组进所批孙的时候，吴、陈以及周叔莲就成了被利用来“批孙”的骨干。

    吴敬琏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工作组进所后，照着搞运动的老套路，先是扎根串联，找出一些积极分子来，当然我和陈吉元都是工作组依靠的积极分子，然后就先‘扫清打外围’，抓几个‘反革命’出来，从揭发顾准、骆耕漠、杨坚白的所谓‘历史政治问题’入手，然后就给孙冶方加上‘招降纳叛’的罪名，开始揭发批斗。”

    在对孙冶方的批判中，吴敬琏担当了“理论反击员”的角色。在这一年12月期的《经济研究》上，他与陈吉元、周叔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指出：“一种社会生产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