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保路有功的邓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盐政部部长，他着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场征税”、酌减税率和自由贩运等政策，被认为是近代盐务管理早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还追随导师梁启超筹备组建民主党，继续推动中国的“立宪运动”。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等事件的发生，立宪改良思潮被人民抛弃，暴力革命渐成主流，邓孝可和梁启超相继在中国政坛上被边缘化。邓孝可后来辗转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当起了寂寞的“寓公”。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他异常愤慨，要家人臂缠黑布，上写白字：“誓雪国耻！不自由，毋宁死！”

    随着邓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势，邓家的工商事业也日渐没落。1918年前后，森昌火柴厂破产，邓孝然先后又创办过织布厂、造纸厂，但都失利。他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后来，他北上去了东三省，在那里开垦农场，还投机旗产，简直算得上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晚年，他与兄长邓孝可都举家迁居北京，做起了养蜜蜂的生意。一开始盈利不错，但很快大家一窝蜂地养蜜蜂，供给一多，价格就跌了下来。吴敬琏回忆，邓孝然后来成了邓家子女常开玩笑的对象，邓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着喝蜂蜜水，喝多就烦了，便开玩笑说，如果蜂蜜能够做鞋油就好了。1933年前后，邓孝然郁郁而终。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有这对新婚夫妇的署名协议，内容是约法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惊世骇俗。陈邓恩爱一世，此后携手共度56载春秋，而邓季惺从来被叫做“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当月，邓季惺就飞赴南京，紧接着转抵上海和北平，筹办复刊事宜。越年开春后，《新民报》在三地相继发刊，至此，报系拥有五社八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达到事业空前的巅峰。邓季惺统领报馆经营，如鱼得水，成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无出其右的“女强人”，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可见其在报界的地位与威望。

    1923年，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结伴离家到江南，先是进读南京的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一年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个长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国战乱时，吴家迁至重庆，他的父亲曾开办江合煤炭公司。吴念椿此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邓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