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当时，同第六十军一起防守长春的，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两军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第六十军守东半部，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起义，首先就要对付郑洞国和新七军的阻挠破坏。

    10月3、4两日，新七军在长春西面的绿园一带出击，作困兽斗，伤亡惨重，毫无进展。14日下午，郑洞国打电话把我找到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想试探一下郑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共军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

    郑听了很不以为然，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地说：“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我谈的都是实际情况，郑洞国也感到不能反驳，只好不关痛痒地说了几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仍然坚持要我们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我看他要出击的决心很坚决，就没有再说下去。此时我心里想：起义，他是不会赞成的，现在绝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天，我派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去敷衍，在八里铺一带出击，配合新七军。

    在出击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常来我的指挥所（康德面粉厂）打听情况。

    7日，郑洞国到我的指挥所来，我坚决地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3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问李鸿，李鸿也说要撤。郑洞国只好同意说：“撤回来吧！”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叹气不止，事实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

    自从9月23日早上白肇学也表示拥护起义以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不断地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16日上午10时，我正在吃饭，副官报告：“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我说：“告诉他，我在吃饭！”没过5分钟，电话铃又响，副官接电话，转身向我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

    我拿起听筒，郑洞国语调很急促地说：“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这时我心想：为什么这样急迫呢？

    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故意拖延时间说：“我正在吃饭。”而郑还是坚持说：“情况很紧，你马上就来！”他愈催得急，我愈加疑惑。但眼前还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他答应了。

    等郑洞国放下电话，我立刻问白、陇师长郑洞国找过他们没有，他俩都吃了一惊，急忙问我是否联络的人出了事。

    我告诉他们：“没出什么事，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能不防。”

    他们说郑洞国没有要他们去，我才稍稍放一点心，便吩咐他俩：“我还是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我到兵团部刚一下车，郑洞国的副官就告诉我：“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去，准备着迎接最坏的事情，而表面上依然装得镇定自若。

    我看完“代电”后，郑洞国又拿出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叫我看，并且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说完又在叹气，在办公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

    原来如此，我来前的一切担心，此时已全然消除。我把“代电”和蒋介石的信放在一旁，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