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行的保长来串门，余谷似就和他谈生意经，故意显示自己有家业、有根底。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兵，地下党拿出一两黄金作酬谢，由余谷似通过关系，给赵振民买了一张国民党骑兵上士的身份证作护身符。

    艾山和方亭母亲后来住的房子，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新婚居室，党的一个地下关系在这个飞行员携家匆匆南逃之前，连房带家具一起买了过来。新翻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布置的挺漂亮。

    像这样深居简出，不惹是生非、规规矩矩的“富裕人家”，国民党的特工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去注意它呢？

    李雪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电台的设置、经费的筹措、技术的指导、机器的维修，等等，全由他一手包办。必要时，他还负责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多次来往于北平城与解放区之间。他经常戴一副墨镜，骑一辆摩托车，在北平城内风驰电掣般奔跑，势利眼的国民党军警，大概把他当成了哪位有钱人家的阔少，从没遇到盘问，从没受到怀疑。

    地下电台是极其秘密的，是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搜索、捕捉和破坏的目标。1948年春，国民党有10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城内进行流动侦察，因此，刘仁要求电台人员，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电台的同志，为了保护好电台，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对付敌人。

    “多变”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3个报务员都搬过几次家，变更住地。

    1948年9月以前，发报量不太大，3个台轮换作业，收发报时间互相错开，来往电报的电文要尽量的短。这样，敌人很难抓住我们电台的活动规律，不易发现我们的电波信号。即使一时听到可疑信号，又很快消失了，再想找也找不到了。

    当时还规定，凡是送到电台来的电报稿和从电台送出去的电报，一律使用密写。由于电文很短，可以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携带方便，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也可及时处理。

    地下电台使用的密码，是在刘仁参与下，电台人员精心编制的。从1946年起，刘仁先后与李雪、何钊苦心研究了几套密码，并且从搜集到的若干版本的字典中选定四角号码字典作为电码本。刘仁说：搞密码要学会利用合法的条件，例如一些公开出版的小说、歌本、字典，这些都可以作为密码工具。方亭到北平后，在西单商场书摊上买了两套同名的章回言情小说，四册一套，书的内容很无聊。方随意确定其中一册中的一页若干行作密码底，然后密写通知刘仁的译电员何钊，连同那套小说一块通过地下交通送回城工部，何钊校对校正后通知方亭。从此，她俩就使用这套密码开始工作了。

    收发报机是地下电台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电台工作人员特别是报务员把机器收藏得很严密，防止敌人破坏。

    艾山把机子藏在床边壁厨的夹层里，上边堆满了衣物。赵振民则在墙上凿了一个洞，机器藏在里边，外边钉着挂衣架。王超向的电台藏在电话机木板后面的墙洞里。电台使用的天线，也都设法加以伪装。

    据当年的译电员方亭回忆说：我们的电台没有发生过电影中那些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惊险镜头，没有格斗，也没有枪击。我们有的只不过是平凡琐碎的工作，小心谨慎的行动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蒋介石集团重要巢穴的北平，我们三处地下电台，一处也未被敌人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奇迹”。其实，“奇迹”并不奇怪。这是因为“除了采取以上种种技术措施之外，我们电台工作人员还自觉地执行了党的地下工作纪律”。

    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当笔者再想找来地下电台收发了哪些内容的电稿时，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据城工部在解放区内电台的译电员卡笛回忆说：地下电台译出的电报是不留底稿的，但解放区收发的电报都必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