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取信于中国人民。

    抗日，使国共两党找到了共同点，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这是西安事变带给蒋介石的一笔政治遗产，因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抗日，从而以抗日为主轴把各派政治力量聚拢到了一起，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威信，如果不抗日，不仅实行“安内先于攘外”政策难以维系，甚至蒋介石本人也将被人民所抛弃。抗日，也使国共再度合作有了政治基础。西安事变结束后，共产党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兑现西安事变中作出的政治承诺，与南京方面展开政治对话，谈判一直持续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合作协议。

    蒋介石能够与共产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治现实逼迫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围绕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等若干重大问题，蒋介石的立场多次出现后退，以致谈判反反复复。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寻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出兵抗口战场，始才同意并与中共达成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以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为标志（南京方面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南京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到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共自行配备，南京只对3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1名联络参谋）。实际上，直到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算正式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朱德和彭德怀同日即发表就职通电，昭告中外：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令，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0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还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中共中央随即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

    至此，在中国军队的抗日序列中，有两支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国共两党开始了团结合作抗日的新时期。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和经国共两党共同首肯的作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承担正面战场的抗敌任务，而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逐渐地承担起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由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所决定，尽管存在着国共两条抗战路线、两种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但正面和敌后两大抗日战场始终内在具有着相互配合，互相依存的战略关系。

    1938年10月中日武汉会战以后，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使侵华日军不能倾全力用兵于正面战场；而正面战场的维持存续也终使日军不能不始终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战，这也给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坚持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两大战场合组而成的中国抗日战场一直独力抵抗牵制着强大的日本侵略战争机器，使之无暇他顾，这实际上也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有力策应和贡献。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英、美、中共同对日宣战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日本虽然一开始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暂时占据主动但很快即告丧失陷入战略守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