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之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尚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须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继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如果说，在上述谈话中蒋介石对于中日开战还留有一点余地的话，一个月后，在《国民政府对于现在中日局势发表声明》中，则明确地昭告世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以自卫抵抗暴力。

    8月7日，蒋介石把上述抗战决心化为行动，这一天他召集南京国民政府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举行最高国防会议，并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中国实施全面抗战”；二、中国抗日战争“取持久消耗战略”。两天后，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蒋介石遂宣布：中国从此进行对日抗战。

    又过两天，即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按照条例的规定，中国“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起全责任”的国防最高会议宣告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其职责主要分为四项：（一）国防方针之决定；（二）国防经费之决定；（三）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四）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

    《国防最高会议条例》的颁布，使蒋介石拥有极大的权力，他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会后第二天，根据蒋介石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再次举行国防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