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议”；国民党中常会第31次会议也作出“恳留”决议。蒋介石依旧执掌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

    回过头来，蒋介石开始整饬他的嫡系。他对复兴社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讲出这样严重的话的背后是，蒋对贺衷寒及复兴社在事变中拥戴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一事深为不满，尤其对贺衷寒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告诉了何应钦，并把组织名单送给何看等事难以容忍，扬言要停止复兴社的活动。贺衷寒对此一失误承担了责任，被免去政训处处长的职务，以示惩处；晏道刚、曾扩情也因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丢了官，蒋介石亲自手谕军委会：“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因在西安事变中“救驾”有功而得到提拔的有戴笠、郑介民。戴笠以后还成为军统的头子，抗战胜利后才因飞机失事而摔死。

    在被扣西安期间，对蒋介石的权力和生死威胁最大的是亲日派。回到南京之后，蒋即开始对亲日派动手，先是从何应钦手中夺回军事指挥权，接着又免掉张群的外交部长职务。他这样做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既兑现了与西安方面达成的清除亲日派的承诺，又报了亲日派图谋取其而代之的仇。但是，蒋介石也不想做得过分，因为亲日派后面是日本，激怒了日本会马上爆发全面的中日对抗。所以，他依然保、留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务，张群改任内政部长后，因其不愿干这个闲差，蒋又改任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以后一直是蒋的重要智囊人物。

    正像张学良此前所设计的那样，张送蒋回南京这一举动，对维护蒋介石的威信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南京亲日派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表现为，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不仅使亲日派借机夺权的幻想破灭了，而且蒋介石接受张、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也对亲日派所奉行的亲日反共政策以很大的冲击。

    凡事有利就有弊。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举，虽有打击亲日派之效，但也使他进一步得罪了亲日派。他们认为，是张学良的“兵谏”导致蒋改变国策，又是张学良的放蒋、送蒋使他们的一切努力归于徒劳。改变目前不利局面的方法，就是开罪张学良，这又是一个“一箭双雕”，通过发动一场惩治张学良的运动，既惩办张学良这个“祸首”，取悦了蒋介石，又达到推翻西安三方面与蒋介石达成的和平协议。于是，一场针对张学良的风潮在京城刮起。即使主张抗日的元老派张继，也说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主张严惩。还有的公开提出，要对张处以极刑。

    蒋介石也明白，这场反张学良的风暴，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斗争的产物，是抗日派与亲日派斗争的继续。主张惩治张学良的，无非有两种人：一是亲日派，图谋通过把张、杨举动描绘成“犯上作乱”的“叛逆”，来改变蒋介石同意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二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希望利用“张学良牌”取悦蒋介石。

    蒋介石固然知道团结抗日的承诺不能反悔，团结抗日是中国的希望，也有利于巩固他自己的权位，同时这也是一张有效的“外交牌”，对日本具有某些牵制作用。但是，主张惩办张学良的声音，却迎合了他的报复心理，有利于他扣押张学良。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舆论。他不仅一步一步地把扣押张学良的计划付诸实施，而且给人造成一种自己勉为其难、不得已的样子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学良都信其所言所行。

    首先，他发表了《回南京通电》和《对张杨的训词》，并公诸报端。通电中说：

    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烈，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