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没等他说完就训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

    对蒋介石的批评，张学良不能认同。他据理力争：“打内战是调动不灵了，要是打日本，可以调动自如，锐不可当。”

    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士兵不愿意为由拒绝“剿共”很不高兴，但是，他从张学良的话中也找到了说服张学良的机会。于是就说：“剿共政策，不能改变，士气问题，我来解决。”蒋介石自信，只要他亲自给官兵讲明利害关系，就一定会扭转东北军官兵的思想。到那时，你张学良再不“剿共”，就没有了理由。

    蒋介石又召来杨虎城谈话。

    杨虎城没有张学良与蒋介石那样的特殊背景，因此也就不能像张那样公开对蒋介石说“不”。只能是委婉地表达意见：“我个人完全服从委员长的命令，但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匪士气低落，确实是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杨虎城的回答与张学良如出一辙，这使蒋介石既震惊又忧虑。他震惊的是，这两支屡有冲突的部队居然走到了一起，真有点出乎意料。他忧虑的是，现在不仅是张、杨个人不愿“剿共”的问题，而且是两支部队都不愿“剿共”的问题。要把这两支部队拆散，前有民众支持，后有共产党支招，谈何容易呀！尤其是东北军打回家乡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谁能撼得动这种思乡情结？

    蒋介石还是决定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想亲自“解决”两军基层官兵不愿“剿共”的问题。

    这是10月27日，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典礼如期举行。西北“剿总”和东北军、17路军的团以上干部应召而来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讲道：“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仪、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他接着说：“假如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就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

    这些话，显然不光是说给受训军官听的，也是给张学良、杨虎城的警告，给东北军和17路军的警告。具有浓厚抗日思想的受训军官，是难以接受蒋介石那套不怕亡国而惧内争的歪理的，所以，短短半个小时的讲话，会场多次出现连续不断的咳嗽声和跺脚声。张学良怕引起蒋介石的不快，讲话以后马上宣布解散，把原来安排的现场提问临时取消。

    蒋介石对会场中的现象未流露出介意之情。会后，继续在张、杨的陪同下去青龙岭，观赏终南山雨后景色。晚上又去省银行欣赏宋代名画《长江万里图》，用以作出对王曲军官训练团一事不介意无所谓的姿态。

    28日，蒋介石邀张学良会谈。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毛泽东不是写信给我吗？我来了就是对他的答复。”这句话是带着杀气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张学良背着自己与共产党联系的不满。可一心只想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管这么多，竟接过话茬儿说道：“学良正要向委员长报告。”于是，就一五一十地把毛泽东、周恩来10月5日致函张学良并转蒋介石的信的内容转述于蒋。信是这样写的：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