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安，杨虎城正在客厅等候。杨早已从张的神色猜到了劝谏之举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在张学良介绍了劝谏的情况并征求杨的意见时，杨虎城就顺势提出了类似于“兵谏”的建议。

    杨虎城主张“兵谏”，下这一决心比张学良要容易得多。从杨的角度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推动全国一致抗战局面的出现。同时，这对17路军的发展来说也是有利的，可以使17路军避免遭受两面夹击的窘境，也有利于彻底解决杨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张学良就不同了，他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较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较高，受蒋的影响较大。他始终相信蒋介石能领导全国抗日收复失地，所以真诚地拥护蒋介石。但是，这次听到杨虎城的“兵谏”建议时，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并没有表示反对。这说明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谈及这一细节时，这样说道：

    迨自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之彼之意见也。”

    12月4日，也就是张学良从洛阳返回的第二天，蒋介石也来到了西安。两天之后，蒋介石召见张、杨，公开摊牌。蒋介石说：“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应的处置。”接着，蒋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17路军分别调到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

    蒋介石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绝对不能接受的。按照第一个方案，不仅张、杨自己不愿意打内战，而且他们的部队也不愿意打内战。与红军的几次作战已经使他们损失惨重，再打下去将会自我毁灭。按照第二套方案，张、杨两军都要离开西北，互相还要分开，不仅两军不能联合，而且得不到红军的支援，这样下去，势必要被蒋介石分别吞并或被消灭。

    既然蒋介石指的路子走不通，那就剩下自己那一条路了。这就又回到了张学良的第三套方案，也就是杨虎城提出的“兵谏”办法了。然而，此时张学良对蒋还没有死心。他在与杨虎城从蒋介石行辕出来后研究对策时，只统一了两点共识：

    一、东北军和17路军决不再打内战；

    二、东北军和17路军除了抗日之外，决不离开西北，两军也决不分开。

    而对最重要的“兵谏”的问题，此时毫未提及。张学良还要再试一试是否能最后说服蒋介石同意发动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这次“哭谏”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最后说服蒋介石；二是如果说服不成便顺便摸一下藕介石住所的底，为“兵谏”做准备。于是，他以在内蒙古阿拉善旗的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拟派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18团团长刘桂武前往震慑为由，而先后分别带白、刘去面见蒋介石，佯为请示方针，实为实行谏蒋抗日之最后激烈手段，让两位潜在的“兵谏”计划的执行者熟悉一下蒋介石的面容。

    待两位部属离开后，张学良再次力图以其至诚感动和说服蒋介石。他极为沉痛地向蒋陈诉说：“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紧逼，继东北沦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