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

    ★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

    ★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

    蒋介石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他来说，需要决定一切。这一点，在1936年夏秋，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为了集中全力对付广东的陈济棠，他公开发布“维持广西现状”的命令以拉拢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摆平”广东之后，却马上变脸，意欲即刻荡平广西。

    当需要苏联支持的时候，可以主动向苏联示好，并采取措施与国内的共产党沟通联络，而当他化险为夷从“两广事变”中解脱抽身以后，立刻又大兵压境陕西，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为最高目标。

    ★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

    1936年9月14日，以李宗仁发表和平通电为标志，历时4个月的两广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实现大联合（以与驻陕的杨虎城部17路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为标志）刚刚一周，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也即将结束长征抵达陕北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此时，也正值日本加紧策动伪蒙军人侵绥东，妄图实现其侵占宁夏、甘肃，切断中、苏联系的战略企图。就在这个月的13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7项苛刻条件：（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政治、军事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3）开通福冈一上海间航空联络；（4）缔结日中关税协定并降低税率；（5）在华北设立特种制度；（6）引渡“不法”（朝）鲜人；（7）成都开埠、日中合作开发四川经济。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禁止排日命令，分别由行政院长向各部、各省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向陆、海、空各机关，由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向各党部机关发布，上述命令要在报纸上连日刊登，由蒋介石亲自向全国广播。

    20日，日本外务省又出台四项具体要求：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晋、鲁、绥五省。南京国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其他权利、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统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解决中日交通合同，特别是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日本顾问。

    无论日方的条件是怎样的蛮横无理和令人屈辱，蒋介石为了专心实施其“剿共”大计，仍是沿用过去屈辱外交的那一套去加以应付。他在10月7日会见日方代表川樾时简直是在乞求对方，说什么：“中日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长协商。”因为，蒋介石此时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剿灭立足陕北未定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还是在9月上旬，广西问题和解刚有转机，蒋介石就急调胡宗南的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地段，隔断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通路。蒋介石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37军，位于天水、泰安、武都地区的王均第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