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各有所忙，军旅匆忙，只是偶尔相见，汤恩伯执礼如；日，但他俩既不共事，又不同住；汤恩伯对陈仪的思想变化井没有深刻了解，陈仪对汤恩伯的品性为人亦无深切感受。

    陈仪在台湾担任行政长官期间，曾发生过震撼中外的“二·二八起义”事件，不少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责，都推到了陈仪身上，使陈仪感到十分委屈与痛苦。日本投降时，台湾人民确实欢迎回归祖国。但因接收人员营私舞弊、贪赃在法，上岛部队违法乱纪，乘机掳掠；引起了台湾人民反感与愤怒，为官一向廉洁的陈仪素重纪律、军容，坚持要撤走驻台湾的破烂叫化兵。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决不会仇我。因而，“二·二八事变”发生时，陈仪只能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强维持省政。以后镇压部队二十一军在基隆、高雄登陆，对民众进行血腥镇压，陈仪反而受指责屠杀台湾同胞。

    陈仪从台湾卸任回来，尚未主浙，闲居上海，读了许多书，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上海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文萃》刊载了一篇《台湾真相》的文章，他读后深受感动。文章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分析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过。文中说陈仪昏庸，用人不当，发现吏治不规，又顾全面子，不敢声张，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所以说陈仪该负有一定责任。但造成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的结果。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各大城市挨门逐户，屠杀台湾同胞，这个罪责应由反动派承担。文章说是非应明，罪恶各有所归，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仪读后，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不胜感慨他说：“共产党有事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生非，自己犯下滔厌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

    不久，陈仪到杭州出任浙江省主席。他主动与共产党员联系。上海地下党请参加过同盟会的武昌起义的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先生到杭州与陈仪见面。为说话方便，陈仪避开闲人，专请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他俩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

    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

    陈仪力主通过共产党的关系，才有力反蒋。

    陈仪担任浙江省主席不久，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将特务头子毛森率戡乱大队在富阳逮捕的一百多名嫌疑犯，作无罪释放；其中数十名“要犯”交宫阳父老具结领回，只留了十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慎重审讯。毛森闻讯后，与陈仪力争。陈当面申斥“谁教你到富阳生事？”毛答：“逮捕共匪，安定后方，不是生事。”陈斥责说：“富阳父老来省控告你偏听勘乱大队的谎言，任意捕人，且罪及家属，抢劫人民的财产，怎么不是生事？”毛森无话可答。陈仪释放了这批青年后，下令将毛森所率的五个勘乱大队全部解散。担任浙江省警察保安处长的毛森一气之下，递上“请假一个月养病”的呈文。陈挥笔一批：“辞职照准”。

    不久，杭州《东南日报》记者访问陈仪，记者问：“全国正在戡乱救国，浙江有什么准备？”陈答：“我这次来浙江，准备在建设方面多少替父老尽点力。浙江无兵可调，仅有五个保安团，枪械陈旧，子弹缺乏，怎样勘？船到桥头自然直，勘什么？浙江青年都是故乡优秀子弟，哪个是奸党？我一生从来没有为故乡做一件好事，现在用余年为故乡服务……”好心人看了报，直为陈捏了一把汗，劝陈不要把“帽子”弄红了，妨碍工作。

    陈说：“浙江是我故乡，谁也不是匪。”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一生很少说过良心话，现在应该说点良心活。死生祸福，早置之度外。”陈仪为人耿直，自认为要说的话，必吐为快。

    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宣布引退，并要经杭州回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