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汉语对沈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这位侦察科长面对美国人的突然邀请顿时感到紧张。由于他没有接到与任何外国人联络的使命，职业的敏感使他作了个外交词令般的答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居住在南京的侨民。”这个美国司机悻悻地碰了钉子，没有能完成司徒雷登交付的任务。沈鸿毅指定了一个地点要求停车，然后下车走了。

    当时南京城里，出现了没有料到的现象，颇使当时南京军管会的负责人费解：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但驻华大使罗申却追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了；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国驻华使馆却按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继续留在南京没有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使馆见美国人不搬走，也留下来以观其变。

    精通英语的燕京大学毕业生黄华很快被周恩来把他从天津调来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司徒雷登担任过多年燕京大学校长，黄华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黄华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据记载，当年五六月间，黄华与司徒雷登有过三次接触。俩人见面两次以后，六月八日，司徒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黄华提出，按惯例他作为老校长想去北平参加这年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并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黄华乃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汇报。北平方面考虑还是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奇韦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六月二十八日，黄华第三次会见司徒雷登，面告他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北平当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经收到了陆奇韦校长的英文信，信中说司徒先生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并转达了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

    事后发表的司徒雷登日记，披露了他已经为北平之行作了事先的准备。例如，他已经通知了在北平的友人他可能最近前往。

    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实现。八月二日，他离南京飞回美国去了。

    这件往事，近些年来颇引起人们的兴趣。若干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提出，倘若司徒雷登真能成行，中美当代关系史可能重写，两国之间于一九四九年后的交恶或可避免；因此，可徒大使那次未能会北平，造成美国另一次“在中国失掉机会”来建立两者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鉴于一九四九年国际环境中两大阵营的对垒，以及无论美国与中国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束缚，纵然司徒大使能够到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失掉机会”之说乃无根据的臆测。

    司徒雷登当时北平之行为什么没有成行。据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披露，在黄华六月二十八日通知以后两天，司徒报告美国国务院，报告他拟进行的北平之行，并分析了此行的利与弊。利的方面，可以藉会晤中共负责人获得有关中共意向的最权威消息，及有可能影响中共不要倾向苏联。司徒指出的有弊害的后果，是会使国务院在国内批评中处境尴尬，美国的西方盟国对此率先破坏反共联合阵线的做法不满；还考虑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与毛泽东在中国及国际间的声望。为了抵消这些后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相似的广州之行；但是，他担心这种双重努力看起来可能像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会激怒中共。司徒请求美国务院早日给予指示。司徒的报告使美国国务院中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们意见冲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只好将矛盾上交。据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将这个问题呈交“最高当局”，而最高当局决定不让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