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空头衔(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党内军内毫无发言权。

    然而，临时中央的“毛头小伙子”(毛泽东、朱德等对博古等人的戏称)虽然有共产国际撑腰，但要把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扳掉似乎仍很吃力。他们架空了毛的权力之后，并决定公开批判毛所犯的“严重错误”，欲开除毛的党籍或送其到苏联“养病”。可斯大林不同意，担心这样会导致红军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泽东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他们怎么发号施令呢？于是他们就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把斗争的火力对准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而对毛泽东暂且“不予深究”。

    他们很快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上发现了毛泽东的影子——罗明在一份报告中对“左”的扩红计划提议，认为扩大主力红军应从实际出发，“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罗明说，在目前情况下，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来这里，大演说三天三夜，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等等。

    ——这就是被临时中央狠批猛批的所谓的“罗明路线”。罗明被撤销职务，受到严酷打击。

    这一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他们发现这里也有一条同“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们联想到邓小平在广西右江“一贯右倾”、“推行富农路线”、“退却逃跑主义”等，再加上邓在会昌刚发生的“寻乌事件”(1932年11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位于赣粤闽交界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于是邓小平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里。

    不久，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江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省党团书记古柏也被圈了进来。

    这样，邓、毛、谢、古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而邓则是四人中的首要。

    很显然，“罗明路线”即是毛泽东路线。临时中央领导者认为，只要把毛泽东路线的追随者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最后就可以把毛泽东彻底孤立起来并一举打倒。

    这回，天塌下来不是由高个子顶着，而是先砸落到矮个子身上。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直到60年后邓小平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于是，对邓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他和毛、谢、古等人先受到公开点名批判，遂又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审查办作检查反省，等候处理。幸好在省委碰上三位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长蔡畅(李富春的夫人)。他们并不认为这位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现在的级别，实为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理。

    这下更触怒了临时中央！

    于是兴师动众、集中火力，以更加猛烈之势对“邓、毛、谢、古”开展批判斗争。在批斗会上，四人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责成他们去基层监督改造。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还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 处分，并责令他作出深刻检查。邓小平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低矮房子里。在残酷无情的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对“国际路线”的意义估 计不足等等，作了自我批评，想以此过关。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