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情况已骤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几经周折才与中央机关的秘密联络处接上了头，并通过联络处请求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红七军的工作。可是，长等短等却不见有中央负责同志听他汇报工作的任何迹象。他只有耐心地等待。他在等待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同时，于4月29日写出了一份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他在这份工作报告中，详尽地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发展经过和战斗历程，叙述了红七军在创建右江根据地和转战千里途中，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土地革命等情况。他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认真分析和总结了红七军这一时期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并检讨了自己曾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在工作中存在的失误。最后，他在这份报告上，重又正式签上了自己原有的名字——邓小平。应该说，这是作为红七军的一位政治、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工作的十分认真的总结，也是向党交出的一份十分诚恳的答卷，本应得到中央的重视。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却一直没有听这位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汇报，也没有哪位负责同志召见他一面。

    由此表明，他是一位不受王明为首的中央所“欢迎的人”。他被冷慢地“晾”在了那里，好像遗忘了他的存在，遗忘了当初被中央派往广西、如今又回来的中央秘书长的存在。

    但在这漫长而耐心的等待中，他知道了中央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

    1930年9月，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结束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即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上海，直接插手干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大政。于半年前从苏联回国、备受国际代表器重的留俄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严厉指责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右倾”，要求召开四中全会。一时间，把个秘密处境下的中央机关，闹得纷纷扬扬。周恩来向他们苦心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

    这次全会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的，只开了十几个小时，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处在实际做决断的最高权威的地位。出席会议的共有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王明、博古等其他出席者十五人。米夫在讲话中点名批周恩来、瞿秋白接受“立三路线”，责令全会将瞿秋白清理出政治局(会前，米夫已决定排除瞿，保留周)，并且严厉地警告周恩来说：“对于周，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

    瞿秋白听罢对周恩来说：“看来，我要‘解脱’了，你还要背这个担子。”

    周恩来苦涩而隐忍地说：“背就背吧 ”

    会议通过了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俩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不仅堂而皇之地进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成了政治局委员。虽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仍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实际上当家的是王明，为他撑腰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周恩来的处境可想而知。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决定瞿秋白等人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表决的结果：六人同意，十八人不同意。这样，周恩来才被“保留”在了政治局，而没有被“排除”。分给他的任务是负责军委和苏区的指导工作。

    经过了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之后，很快形成了一条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而且更加气焰嚣张，对党和革命力量危害更大的王明“左” 倾冒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