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领导机关的统治。这一消息，不禁使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邓斌感到吃惊：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是去年9月下旬召开的，这么快又开四中全会，其间必有缘故！

    进而他想，自去年初他从上海回广西后，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直接与中央取得联系。似乎正因为此，中央才又派代表邓岗来到红七军。现在红七军几经曲折与磨难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后，终于抵达中央苏区。对于红七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如何确定？是在赣南地区发展，还是与朱、毛红军会合？红七军是否到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请示中央，亟待定夺。因此，他考虑很有必要赴上海一趟，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一次前委会，就他去上海汇报、请示工作进行讨论。委员们对他此时离开部队去上海感到恋恋不舍，又感到不太理解或疑虑：

    有的说，红七军好不容易经历了千难万险，从广西千里转战到了江西，很快就要与朱、毛红军会合了，作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去上海呢？

    有的说，邓政委是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已有一年多没与中央联系了。“立三路线”垮了，中央又有新的领导同志主持，不知又有什么新精神新战略新部署，邓政委此行去上海，也实属必要。

    也有的说，红七军抢渡武水时，被粤军分隔两部，现在张云逸军长率领第五十八团主力和军直属队还在湘、粤边迂回苦战，下落不明

    也有的说，待被敌分隔的两部会合后，或与朱、毛红军会合后，邓政委再去上海也不迟啊！

    但会议还是原则同意他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他指定，他走了以后，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他强调，红七军就剩下这么多人了，一定要打听到五十八团的下落。部队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

    他一再叮咛，必要时可向井冈山根据地方向靠拢，与朱、毛红军会师。

    据当时任红七军前委委员、总务处处长的袁任远回忆说——小平同志(邓斌)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一方面与地委(赣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另一方面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小平同志在返回崇义的路上，听到了枪声，他知道我们会按照前委预定的计划撤出崇义，向北转移。于是，小平同志又回到杰坝，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让警卫员送给我们。我们从崇义撤到营前上犹县境内时，小平同志的警卫员赶到，将信交给我们。小平同志在信中指定许卓、李明瑞、余惠、我和张翼五人组成前委，许卓任前委书记。我们把这个前委叫小前委。他在信中还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听到枪声，知道敌人已向你们进攻，你们会按原计划撤退。我决定乘此机会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的情况。我们接到小平同志的信后，即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成立了前委，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就这样，邓斌告别了李明瑞，告别了这些与他共创红七军、共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友，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崇义。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与李明瑞、许卓、许进、余惠等战友的这一握别，竟成了永别——仅半年之后，李明瑞、许卓、许进、余惠等在中央苏区打“AB团”的清洗运动中均被杀害成为冤魂！

    邓斌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派出的交通员护送到广东的南雄，然后由中共广东地下组织派交通员护送到韶关乘火车去广州，然后由广州乘船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乘船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