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分两路撤出武冈，经三天三夜突围急行，抵达湘、桂边新宁地区。

    一些红七军的老战士追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武冈作战失败，部队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途中人员又跑散了不少。谁知在新宁刚一落脚，又陷入湘军的包围圈。虽经奋力突围，击溃追敌和民团，但也使部队受到较大的损失。面对湘军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决定：向桂东北的资源地区撤退。途经湘、桂交界之地“八十山”时，又遭到湘军重兵围堵，难以突破。于是红七军前委和兵委便又决定：绕开资源，翻过越城岭山脉，沿湘江北岸向桂境的全州突进。

    1931年元旦，红七军进入全州境内，当晚在会龙铺宿营。经侦察，发现全州城守敌不多且毫无防备，红七军即于1月2日夜攻克了全州。

    1月3日，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案，围绕

    “红七军发展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红七军北上，本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打桂林的命令，以便最后夺取广州。经过桂、湘边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转战突围，屡屡与敌遭遇，战四把、打长安、攻武冈……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粮弹匮乏，再加上地域生疏，情报不准，没能攻下一座城镇。而部队衣食无着，饥寒交困，加上长期行军和频繁作战，部队减员严重，开小差的很多，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

    此时，部队中的失败情绪很深，对部队的行动方针和中央要求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的命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眼下，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围堵，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何言去攻打柳州和桂林？还有何言奢谈那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高调？

    邓斌、张云逸、李明瑞等主张立即放弃攻打柳州和桂林的计划，此计划对于红七军已经根本无从实施无法实现。

    邓斌说：“部队几经苦战，减员过半，而且粮弹奇缺，极度疲劳，若再照此计划，再长途跋涉去攻打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张云逸说：“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红七军就会被拖光拼光！况且，原来攻打柳、桂之目的是开辟通往广州的道路，现已绕过桂林到达全州，可以穿过湘南进入粤北，故此攻打桂林已没有必要，而且是一步‘臭棋’。”

    李明瑞说：“有兵有粮有地盘，什么都好说，也好办。而眼下我们只剩下三四千人了，再打回右江已不可能，但照这样既无后方又无兵源粮源的东突西奔也决非长法。当务之急，是要定准我们的去向。”

    在严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实际上已过时了的“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终于低下了威严高傲的头颅！

    会上，委员们看到邓岗的脸上出现了难以想像的变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色青灰，蒙着一层悲苦的暗云；干裂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哆味着，扭歪着，饱蕴着一派莫名的羞怒；眼眶塌陷很深，布满血网的眼眸散射着黯淡的红亮；他倾听着大家的发言，像一位被提起讼诉者到庭听讯，却一言不发。

    执行中央命令的挫败，给他这位年轻气盛的中央代表的打击多么沉痛是可想而知的。他隐约地意识到：这大概就是命运的作梗与嘲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看来并不是单凭意志、忠诚和一腔热血就能强求其成的。作为中央代表来到红七军是要尽他的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组织赋予他的历史使命，除了他希望用自己的热血和号召力唤起红七军英勇奋战，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之外，他还有什么可求呢？当然，他希望荣誉、威望和尊严，只要努力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甚至成为巨人。但这些都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伟大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