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红军，巩固和扩大右江革命根据地，让更多的穷苦人耕者有其田，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的好光景。

    邓政委在武篆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我们经常看到楼上的灯光彻夜通明。

    邓小平在回顾他在东兰工作和生活的那些日子时，总是怀有一种眷念的惬意。

    他曾经追忆说，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做法，并非出自他的发明。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 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并结合右江东兰 的实际加以补充和推广。

    他说，右江一带，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已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各县约有千余党员，但由于各地领导干部的成分和水平不同，土地革命有的偏左， 有的偏右，只有东兰县的干部状况好，土地革命较深入。在进一步发动群众 进行土地革命时，提出了要纠正政权“新豪绅化”的富农倾向和“平分一切土地”的过左做法，制定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以适应不同的地区和由农民群众自己选择。同时，针对右江地区苏维埃政权内部一些领导和党员腐化和新豪绅化的问题，提出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下来改造、改组苏维埃。

    他说，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

    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这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支持红军、热爱红军的原因所在。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打出来的。

    倔强、敦厚而又机敏的壮族人的典型性格，使韦拔群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长期与官府的力量过分悬殊的较量中，表现出他的超常的胆略和意志力量，他除了对自己民族的兄弟姐妹无限忠贞和至死不渝的坚定性外，搞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与敌人进行决斗的节节胜利，使他赢得了壮族同胞的敬慕和拥戴。

    然而，韦拔群并不以“农民领袖”自居，他曾向当时的邓政委由衷而又略带一丝自嘲的口吻感叹道：“拔群何颜称之为‘领袖’？东兰乃蛮夷之地，可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 ”

    是的，举世无匹的杰出人物毕竟是极少数。韦拔群对营造出东兰这块小小的“基地”，这片晴朗的天空，并不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自红七军退出右江流域后，形势急转直下，红八军失败了，左江重又陷入敌手；右江革命根据地也随之遭受桂系军阀和反动民团的大规模的血腥“围剿”，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传到东兰，令韦拔群这个立志“拯救苦难民众于水火”的世子心如刀绞！他恨不得让万侧群山化作千军万马杀 出东兰，夺回百色，夺回右江，夺回整个广西！可是，东兰人口稀少，他的第三纵队虽已发展壮大了近两千兵力，但农民赤卫队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全民皆兵”——妇女、儿童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参加进去了。

    自从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由李明瑞和张云逸率领向黔桂边一带迂回活动，整个东兰、凤山的防守全由第三纵队和赤卫队来承担，既要随时对付桂系军阀派兵来进袭，又要同躲在暗处的土匪、恶霸势力斗。为此，韦拔群发动群众想了诸多绝招来抗击敌人的侵扰：

    譬如在险峻的山间隘口布设“晴天霹雳火雷阵”，一旦敌人从山路前来，埋伏在山上的赤卫队就擂响牛皮鼓，把排放好的石头套上松油火圈，轰轰隆隆劈头盖脑砸下来，敌人被砸得烧得焦头烂额，伤的伤，亡的亡，丢盔弃甲夺路而逃。

    譬如“呼风唤雨水龙阵”，一旦敌人从水路而来，就有当地的几位巫仙、神汉在码头或船头摆设卦台，坐其上招诀念咒，引诱吓唬敌人，那些趁机潜入水中的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