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工作。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 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向忠发去苏联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很受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米夫的赏识，说他“极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干”，“应当在中共支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里担起重任”。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塞列布若 那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己也不曾想到，他会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他在受宠若惊之余也不得不认为自己“实难胜任”，在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要的决策作用。但这是一种需要，不由得他，也不由得中共，更不由得党内诸多的出类拔萃者。因为由惟命是从的向忠发担任中共总书记，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就可任意挥舞、运用自如地特别好使。

    “六大”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五人组成。蔡和森因对向忠发瞧不起，便很快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31年3月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被英国警方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军阀杀害)。苏兆征第二年2月才从苏联归国，当月就因病去世了。于是，便由最初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的李立三，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在军事上依靠周恩来决策，而在其他方面却事事依靠李立三。

    由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缺乏清楚的认识，就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看做可以照搬的模式，加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和对革命 胜利早日到来的渴望，致使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这一时期恶性地发展起来。

    1929年春夏之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波兰人来到中国组织远东局。他们同过去的国际代表有不同：不参加中共的政治局和常委的会议，而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在会议之前或会议之后去向他们请示、报告或商议。双方很快就发生许多意见冲突，如在中共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搞统战，准备武装起义，即被远东局指责为犯了右倾错误，“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当中央代表和李明瑞率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举行兵变，拉部队转向左、右江地区准备武装起义，远东局又指责这是“勾结军阀”，“使革命误入歧途”。再如在游击战争问 题上，双方也发生了激烈争论。远东局说：在目前中国环境之下，游击战争 一定会失败。中共代言人说：农民自卫，要游击战争；中国地盘大，有山川湖泊，最利于打游击。远东局说：中共党内最严重的问题是右倾。中共代言人说：反右也不能放松反“左”。 双方一直争吵不休，局面很僵。就连一向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百应百诺的向忠发也愤愤不平他说：“我非常反对远东局的工作方式，他们专门吹毛求疵地来指摘中央！娘屁操(湖北土话)， 药不对症，何以治病！”似乎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才电令邓斌回上海详细报告广西的工作，以便进一步向共产国际和远东局陈述中国的实际情况。

    周恩来在他的结论性发言中，没有提及李明瑞的问题。——这无疑是对邓斌建议中央批准发展李明瑞为中共党员的一种认可。

    会议批准了邓斌的这一建议。邓斌伺机找向忠发借一支烟抽无疑是施展的一个小计——“感情笼络”，既抽了他的烟，又表示对他的一种尊重。在向忠发看来，找他要烟抽，就是瞧得起他这个总书记，就需要他这个总书记体恤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