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盛夏酷暑中的上海。天刚蒙蒙亮，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空被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矗立在外滩的高楼大厦依然浸漫着斑斓的霓虹光彩。海关大楼的报时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已经拖过了半个世纪。斯时斯地，那些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港口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军舰、商船与穿梭不停的黄包车组成五花八门的景象：官僚资本，外国买办，国际骗子，地下鸦片烟馆，白俄侨民的娼妓，残暴的警察，青红帮，军火商，走私贩，地皮倒卖者，交易所老板，乞丐，童工，贫民窟……这一切足以窥见殖民地命运的最繁华也是最龌龊的特色。高楼大厦之上，是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子；阻沟歧巷之中，是地痞流氓的栖身之地；这些见得人的和见不得人的，冠冕堂皇的和下三烂的，“正人君子”和魑魅魍魉，统统都麇集在一起，勾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表面上是十里洋场，黄金宝地，而骨子里却是污泥浊水，污秽腐烂已极！

    上海曾经是北伐军革命的基地，现在已成了反动新军阀的势力范围。这里军警森严，特务猖獗，他们与外国巡捕房串通一气，到处搜捕异己，收买叛徒，大肆镇压进步的民主人 士和共产党人。这里每天都有人被捕被杀、砍头示众，死亡随时随地都在威胁和考验着中共地下党的战士。

    地处闹市沪中区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天蟾舞台隔壁)，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秘密机关。这是一幢二层楼房，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中共地下联络点)；楼上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由熊瑾玎、朱端缓夫妇以湖南土布土纱商人的名义租住，门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离这里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央军委的联络地点。

    此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长(中共“六大”后设立中央军事部，杨殷为部长，杨被捕后，周兼任之)周恩来，正在同楼下开杂货铺的老板邓小平作临行前的交谈。

    在刚结束的会议上，经周恩来推荐并得到与会的向忠发、李立三等领导人的同意，决定派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此时的邓小平，年方25岁。

    1927年“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古董店的店员，又当过杂货铺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遇事机智果断，处理事情得体，干得尤为出色。当中共南方局要求中央和军委速派代表领导广西党的工作时，周恩来便想到了身边的这位得力的助手。周恩来晓得，身边的邓小平已不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那个“油印博士”邓希贤了，也不是两年前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能说一口颇流利俄语的“多佐罗夫”了。在国内两年多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在艰难困苦和白色恐怖之中的革命活动，使他增加了不少的革命斗争经历；尤其是在担任了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后，他经常列席党中央的各种最高会议，有机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工作报告，并参加了党的一些重大决策活动的技术性工作，这对于他增长斗争才干、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不啻是大有裨益。故此，周恩来在党的会议上力荐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工作。

    周恩来对邓小平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和信任感，而邓小平则把周恩来看做他最敬重的兄长，有一种终生不渝的知遇之情。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二人就情同手足——那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位具有斗争艺术和具有领导能力的青年团旅欧支部负责人；那时的邓小平是同伴里年纪最小也最活跃的分子，尽管圆圆的脸庞上尚未稚气全脱，但已开始显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