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累对早期的西北革斗争史稍作了解，那么在陕西省委里以杜衡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红军游击队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就昭然若揭。杜衡的“左”倾路线就像幽灵一般，在游击队和红军发展了，危害就会接踵而至。使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发展一波三折，每每使革命事业处于频临灭亡的危险境地。

    就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初创时期，当时的省委书记杜衡就指派他的代表孪杰夫赶到甘肃正宁的三嘉塬，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执行“左”倾路线，和谢子长总指挥在攻打阳坡头、山河镇、旬邑县城等战斗中发生了很多严重分歧。虽然游击队取得了很多场胜利，但一九三二年四月下旬，杜衡在红军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时，就根据孪杰夫的片面汇报，撤销了嘲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并撤销了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对以谢子长为首的游击队领导横加指责。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等大帽子。以取消主义的手段，将部队编成了三、五两个支队。直到五月份，敌人调集重兵对我游击队进行分路“进剿”，才根据斗争需要恢复了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的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就在刘志丹率领我红军游击队转战十余县，取得了近十场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杜衡又指派他的代表李艮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并担任政委。他不顾大敌当前，要求游击队在正宁的一个小山村五顷塬子分配土地、打阵地战、打攻坚战，致使我游击队受到了校为严重的损失。杜衡在我西北红军陕甘游击队时期所执行的校“左”路线，就给红军和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和损失。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着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筹组工作。杜衡一来到部队，就干了不少坏事。他为了排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游击队创始人的正确领导，利用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在杨家店子召开会议。发起了前后持续一个月的“整军”运动。这个运动名为整军，实为整人。他给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扣上了“打骂士兵”、“军阀主义残余”等帽子，还借口他们工作不力。用《苏武牧羊》的曲调编了一个讽刺的歌曲，让战士们唱。并煽动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情绪。主张部队的一切事情都由士兵委员会亲决定，其实是在为排挤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对部队的领导而大造舆论。杜锄还巧舌如簧，到处以“左”的华丽辞藻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他不仅毫无根据地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稍山路线”等。还以校为不健康的意识煽动战士们对游击队领导的不满情绪。结果，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党员大会和士兵代表大会上，错误地撤销了他们四人的职务。二十四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句邑)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他自任军政委兼团政委，而谢子长、阎红彦同志被迫离队到上海受训。他见无法诋毁游击队老领导在队伍中的崇高威信，在广大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只留下了刘志丹同志在部队继续工作，但剥夺了刘志丹对部队的指挥权，只给了一个团政治处处长的虚职。

    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六军二团消灭了宜君焦家坪民团，又在耀县香山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分粮运动，革命形势普遍高涨。杜衡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他不顾红军的现实力量和刘志丹等人的校力劝阳，主张一举荡平庙湾。进攻和我们有着统战关系且实力十分强大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我军损失惨重，损失了很多马匹和枪支，骑兵团伤亡严重。此战不但我就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而且破坏了刘志丹和孪妙斋同志和夏玉山民团多年建立起的良好的统战关系。被激怒了的夏玉山，此后多次率民团向我根据地北部猖狂进攻。而且，在香山寺一带，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