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随之而来。老马要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当年因参与驱阎运动而空手失掉的那个官阶：省体委副主任。这是老马近年来一件丢不掉的心事。

    人们还是那句话：老马你当好世界级大教练就行了，为什么总要惦着什么官位？当一个省体委副主任又能怎么样？诸君差矣！在老马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相当中国化的官本位成分。鞍马劳顿，抱病建功，为啥不给我一份酬劳？我们的改革才短短20年，并轨转型的过程尚在进行，计划经济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改变，回首中国体育界，乒乓球和女排，在计划经济年代打到巅峰，不是也加官晋爵了吗？这才是刚刚过去几天的事。老马常念叨：人家可是安排好了，都在国家体委做高官，马家军功劳大不大？

    比他们小不？——我们上溯中国封建社会史，历朝历代，有几个立了大功又志在山野的？加官晋爵耀祖光宗，天经地义人间正道。即使有落魄之人魂游山水，短期内蓬头垢面浮云野鹤，也无非是貌似洒脱而心怀朝政，其实退与进还是连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年代，体育军团立了功，又谈不上奖票子、奖房子、奖职称，自然也就沿袭了过去这一套，奖励一个官职，给了一份显贵的级别，有了比教练大得多的权限。这种惯例在国人印象中是很深刻的，大伙儿觉得合情合理并无非议。老马干的也是同样行当，焉能记得不牢？

    老马是农民出身的大名人，而名人未必等同于身份，在中国更不等同于行政级别。老马说来说去，不过一个训练中心主任，天天干的还是中长跑教练的苦差事。老马也是50多的人了，他觉得我为啥不可以要一个身份要一个级别呢？这次他见着我提及此事，满怀欣慰地说：上边已经派组织部门考察了，这回问题不大吧！——我看得出他内心的愉快和企盼。

    就老马升官一事，我讨教了八运会后的崔大林先生，问他老马是不是要当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脑子好，他先不给我正面回答，而是笑眯眯反问我：你对这事儿是啥看法儿？

    我说这事儿是个并不新鲜的老话题——从老马的思想愿望上他肯定相当重视，从成绩上比一比，给人家这么个官儿也实不为过。但是大家都希望他做官后仍把精力集中在训练上，行政上的事他未必内行，可以少管甚至不管为好。体育界的惯例只有在大的体制改革之后才能真正转变，只要体育体制没有改变，老马就有理由提出这个愿望，你体委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大家就只好按政府的轨道运行，去争取做官。

    崔大林点头称许，他也是一根接一根抽烟：“我早在1994年时候就提出过，国家体委这个机构完全可以不要！这是早期的苏联体制，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极少数的国家还保留着这个政府机构，在你以前的作品中也谈过这个思考。但上头哪能让我们公开讲这个话！当代体育用不着政府操作政府负担，出了问题倒成了政府行为。美国的篮球那么发达，人家白宫里头也没有什么球类司篮球处，可人家照样出世界一流的队伍，乔丹更不是什么大官儿。我看有‘两会’就够用，对内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对外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还要体委干啥？在两会主持下，各单项协会和成熟的俱乐部走向市场开展工作，内外都与国际接了轨就算了！在全国，在辽宁就可以少许多婆婆。”我感到在体育改革方面，崔大林和阎福君同样都是思考者，都是极有眼光的。所不同者是崔大林没有身在江湖，他是具体操作的省一级体委主任，因而他无法脱离现实，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结论与阎福君亦有区别，要么为啥说我们既是改革动力又是改革对象呢！

    往下他就涉及到老马的事了：“过去我们体育界安排一些有功人员做官，就是政府行为的产物，将来肯定要改。可是这在体育界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就不好改了。事情一旦约定俗成，那就是合理的东西嘛，老马有想法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