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严打那年萨在外边吃饭，旁边桌上有几位衣冠楚楚的人物，估计不是老总就是董事，唉声叹气的，看着龙虾光相面不动筷子。支起耳朵一听，敢情是产品没销路，愁啊。

    有一位在那儿唠叨：“行情不好耶，再这么做我就能挣一装卸工的钱。”旁边一位安慰他：“兄弟，有得赚就知足吧，现在哪儿还有买卖能赚出暴利的呢？”跟龙虾相面那位忽然抬起头来了：“有啊。”几位颓唐的兄弟同时两眼放光，凑了过来，那位神秘地一比划：“卖人，那是暴利。”

    于是哄堂大笑，这卖人的买卖肯定是暴利，不然怎么严打里边抓的有一半儿是人贩子呢？

    萨在一边儿听了，心里暗暗跟着笑：兄弟们啊，这行可沾不得，沾了，跟大烟似的，它上瘾啊。

    不过卖人也不见得是暴利，萨卖过师兄，卖过师姐，卖过女警察，可连暴利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第一次卖人，是在大学一年级，被卖的是我大师兄。这是一笔萨回味起来异常怪异的买卖。

    萨之所以做起卖人的生意，是因为有一天到师兄的宿舍里，看见我一向敬仰的大师兄祝冰在发呆，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家伙可以作为一件货物来卖，只是好奇地打听。一问之下，不仅是祝大哥，几乎所有的大师兄大师姐们都在犯着同一个季节病——毕业分配综合症。

    当时大学还是国家包分配的制度，犯哪门子病呢？

    其实，到了80年代后期，所谓“包分配”不过是“好梦一日游”罢了，当不得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美好世界在古代的说法，要相信人类总是在进步的，光明在前方哦。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单位编制渐少，大学分配的供需矛盾是一个“客观存在”，可国家又规定大学包分配政策不改，怎么办呢？学校也不能命令哪个部委今年必须接收多少学生啊。不知道哪个奸人出馊主意，让学生自己去联系单位，然后让人家来学校要人。您看厉害吧，你弄来单位要你呢，我们就“包分配”成功，你要是找不到单位要你，那“包分配”不成功怪你自己啊。

    转型期嘛，总有这样“不是我不明白”的事情。说说轻松，大伙儿都习惯了依靠组织，突然听说要自己找单位，家里有路子的一家奔忙，没路子的呢？不犯病才怪呢。

    要说祝大师哥在系里算是偶像级别，成绩出众，一表人才，特别是一张嘴，基本具备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的水平。这样的人会没地儿要？兄弟诧异之下就劝师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师兄这样才高八斗的人物，找个单位还不是容易得很？”

    师兄摇头，一副看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样子：“萨啊，这可不是侃大山，我们家反正是翻腾遍了，真没一条道走得通，你说我找单位容易，你说说怎么个容易法？”

    我这儿脱口就来了一句：“招聘啊，我表哥到深圳，那边儿好像就全是招聘，北京也应该有吧。”

    招聘？您看现在的报纸，找个保姆那都叫招聘，可在那时候这绝对属于一种新概念，至少在我们系，那还是属螃蟹的，没人尝过。祝大哥一龇牙：“深圳？那儿听说包子都一块钱一个，是咱哥们儿过日子的地方吗？这不能比。”

    几位师兄听得好奇，纷纷走过来，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那招聘跟中彩票一样，全是猫腻；有的说那招聘也未必不是机会，只是这玩意儿怎么玩，谁都不懂啊。

    我就嘴大了一下：“这招聘有什么复杂的？做买卖一样，两厢情愿，师兄还是放不下架子哦。”

    大师兄沉吟不语。

    我也没当回事，两个月过去，这档子事早都忘了，一直到有一天晚上，祝哥寝室四个师兄请我吃饭，四个请一个？！兄弟就觉得有点儿肝儿颤，心想干嘛？教育我有一个还不够吗？酒过三巡，师兄们就叹气，说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