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教化百姓，很多道德上的事情都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因而四海富足，礼义兴盛。

    上面的内容都是司马迁总结的，史实上来说并没有错，但在评论上都有夸大。

    刘恒是提倡节俭，但是刘恒的节俭很刻意，你从他随随便便就把一座原本属于国有资产的铜矿山赏赐给了邓通可以看出来，刘恒还是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性。司马迁说得也没错，但只能说明刘恒比较理性，在清醒的时候懂得克制，但简朴绝不是刘恒骨子里的性格。

    另外，刘恒的霸陵之中也不是没有珍宝金玉，只不过是数量相较于其他皇帝较少罢了。《晋书·索靖传》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的时候，魏国政府盗发了刘恒的霸陵和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其中有金玉布帛无数，但相比武帝茂陵中奢侈的陪葬，算得上是节俭了。

    节俭是比较出来的，总之刘恒的陵墓中并不是只有瓦器，高档奢侈品或许也有，汉代的史书不见得说得完全靠谱。

    另外，纵观刘恒一生的政绩，有一点司马迁并没有总结出来，就是处理功臣集团。

    史书上在记载刘恒对待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时候，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其记载是十分随意和简单的，很明显，史迁压根儿没有重视这个部分。然而事实上，刘恒在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面对多个利益层面，则用到了很多的政治权谋。

    回想一下，刘恒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一方面安抚功臣，另一方面则将功臣集团和诸侯集团在政治上的利益联系切断，这仅仅是第一步。

    再往后走，刘恒让列侯们都返回了自己的封国，就连周勃也被赶出了中央。

    这样做，首先削弱了功臣在中央的影响力，减少刘恒身边的威胁。

    二来，则将功臣集团的问题转化成处理诸侯王的问题，让功臣集团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这样刘恒要处理的问题减少了，中央的力量可以得到集中，刘恒发号施令也不会被功臣集团阻碍。

    三来，由于先前刘恒培养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矛盾，那么当功臣集团被迫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时，这种矛盾就会演变成诸侯王集团内部的矛盾。刘恒此举不仅消除了功臣集团带来的隐患，还削弱了功臣集团的势力。而且刘恒分封新的功臣，全都是从老的诸侯国中割地建国，老诸侯王和新的受封者之间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刘恒这一步棋下得极妙。

    另外，刘恒广开言路，允许多家思想的传播，这一点司马迁也没提。不过，那应该是因为司马迁本人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鼓吹独裁，他不能公开站出来提倡思想的多元化，他要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促成官方思想的单一性。

    刘恒政绩很多，但要说到污点，我觉得，让新垣平等人打着黄老宗教的名义扰乱朝纲算一条，很阴险地谋害淮南王刘长也算一条。

    总的来说，刘恒的政绩功大于过，开拓创新精神多于传统的顽固思想，且其以黄老之术为指导思想的执政策略和惠民政策也是前无古人的。

    文帝后元七年，刘恒的丧钟在未央宫中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