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柳宗元四十七岁就卒于柳州任所，而刘禹锡最终被召回任太子宾客，年逾古稀（七十一岁）。之所以如此，若要一言以蔽之，就是“性格即命运”。按照学者的分析，则大致有几个原因：第一，刘性格开朗，遇挫折比较达观，能随遇而安，也敢于发泄；柳精敏绝伦，受贬谪后深感失落和抑郁，又不像刘禹锡那样敢说敢骂。第二，刘只是对政敌不妥协，在官场上却交游甚广，为人有圆通一面，淡化了孤寂和忧愤。第三，柳仍未放弃自己政治抱负，用世和放逐的矛盾，勇于为他人尽心尽力，却无法实现，痛苦太多太深。加上物质条件不好，夫人早死，更是雪上加霜。“刘禹锡的作品，以意境动人，以清新吸引人，艺术上达到当时的最高层次；柳宗元的作品，以人格力量感人，以思想闪光照人，除了他自己谁也写不出。”（以上均见潘旭澜《小小的篝火》）

    在文学的范畴里，说他们各有千秋、难分伯仲，这话不错，但是从为人处世来说，还是刘禹锡更令人击节。穷愁困苦的环境里，抑郁和纠结是烈性毒药、是迫害者的帮凶，只有乐观豁达者才能生存。人生在世，不如意十常八九，做人当学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