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我就红头涨脸，顺脖子流汗了。

    外院的厨房是冯奇的工作间，记得那是间很传统的旧式厨房，有一个很大的大灶，灶上有三四个灶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灶眼旁有个大汤罐，与灶是连为一体的。汤罐上有盖，里面永远有热水，只要火不熄，水就不会凉，那汤罐里的水好像永远也用不完。冯奇有掌管汤罐的权力，女佣们喜欢去那里舀热水，但必须事先征得冯奇的允许。汤罐里的水不是为饮用的，水温永远在60℃至70℃，刚好可以洗手洗脸用。女佣们取热水，总是对他和颜悦色。如果说汤罐是冯奇的“专利”，那么厨房外的枣树也好像是冯奇的“私产”。厨房外有棵大枣树，每到初秋，枣子由绿变红，挂满一树。我从没看见冯奇侍弄过枣树，但对果实却有绝对的占有权，不等熟了或不经他的同意，谁也不敢去打枣子。直到有一天，冯奇认为可以“一网打尽”了，才用两根长竹竿绑在一起，由他执竿一通扑打，老夏和女佣们在树下捡，落下的枣子劈劈啪啪地掉在人脑袋上，大家尖声喊叫，冯奇却露出满足的欢笑。当然，我也是捡枣儿队伍里的，有时想求冯奇让我也打几竿子，但好像冯奇从来没有交出过手中的权力，让我过过瘾。一树枣子打下来，可以有一大脸盆的收获，冯奇对吃枣儿没什么兴趣，但对分配权也从不旁落，我看他分配得很公平，而自己的一份儿却很少，就是这一份儿有时也散给了院外的孩子们。我和家里人是从没有吃过外院厨房边的枣儿的。

    汤罐与枣树的事儿让我觉得冯奇是个很有“实权”的人物。

    五十年代末，冯奇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他到一位首长家做炊事员，这位首长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冯奇一直都在他的家里工作。冯奇走后曾两三次来看望我们，穿着一身干部服，人还是那么干净利落。

    老夏

    我不知道老夏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除我叫他“夏大爷”之外，全家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夏”。老夏孤身一人，没人清楚他的身世，直到他在我家病逝，才知道他有个远房侄女。自从我出生，家中就有老夏，他好像在我家干了十几年。

    我看到的老夏，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他无冬立夏永远剃着光头，穿着对襟的中式褂子、布鞋。老夏的活动空间虽然多在厨房，但严格来说从没有当过真正的大师傅，或者说仅是帮厨而已。除此之外，就是在开饭时用一个大提盒将饭菜从外院厨房送到里院的饭厅中。那种提盒今天已经不多见了，是竹子编的漆器，上下有三层，饭菜和汤都可以分别放在提盒中，既可一次提三四样，又起到防尘和保温的作用。摆桌和上菜的事儿老夏干了十来年，年复一年没有任何变化。再有就是扫扫院子，也帮冯奇去买东西、采购食品。后来老夏越来越衰老，用提盒上菜的任务就换了人，剩下的事儿就是扫扫院子，浇浇花儿，所以他有许多时间可以和我一起玩儿。

    老夏从来不苟言笑，循规蹈矩地过日子，没有人与他开玩笑，他也从不与人说笑话。冯奇与女佣们都不喜欢他，而他也看不上他们的“轻浮”与“张扬”。老夏爱干净，有个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与他有交情，隔个十天半月就来为他剃头刮脸，我常看见他下午坐在前院的一角，身上围块白布在剃头刮脸，一脸的严肃，或者闭着双眼，那架式好像不是在剃头，而是关老爷在刮骨疗毒。每当一切收拾停当了，老夏会拍打拍打身上，从身上掏出一毛钱交到剃头师傅手里，然后再作个揖说：“费心！费心！”那剃头师傅总会说：“这怎么话儿说的，甭给了。”说着将一毛钱和剃头工具一起收了起来。这套仪注我看了无数次，给的还是给了，要的也还是要了。老夏虽然满脸皱纹，但头总是剃得锃光瓦亮，下巴颏子刮得铁青。冬天是身藏青中式裤褂，夏天是月白的裤褂，无论多热，老夏也不会袒胸露背。

    老夏很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