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

    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

    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

    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

    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

    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

    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

    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

    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

    话题回到战场上。

    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

    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

    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

    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

    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

    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

    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

    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

    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

    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

    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

    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