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批准的情况下才可以支出。因此，它被视为宰相的藏库。在皇宫外，沿着汴河还有几座仓库，存放各州作为税赋收上来的米谷。例如，在东水门附近有广济仓，存放河南收上来的粮食；从东水门至南城墙一侧陈州门之间，共有五座谷仓，储存从江淮一带收来的粮食。大部分税粮缴纳到政府仓库，但也有几个州的税被分配给内藏库。

    内藏库收存的物资包括：各州上贡给皇帝的物品，一来作为标准化的礼物进贡，比如说绸缎，玉制品，各种时令水果等，说穿了就是衣食住行那一套；二来皇宫中也确实需要这些东西，外国进贡的物资，琉璃，香料，犀牛角这些稀罕东西，自然先是满足宫里的人；政府专营盐、酒、茶的利润；海上贸易关税；皇家铸币厂制造的钱币；政府金矿、银矿的收入；其他税务收入的规定比例；以及政府账目中的盈余，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光明正大的中饱私囊。

    在1069年实施新政之前，大约10%—15%的全国收入都处于皇帝的控制下，这些收入都进了内藏库。一项支出是由政府还是内藏库支付，似乎经常是临时决定的。因此，尽管内藏库要支付建设工程、皇宫维修的费用，并为皇室成员的出生、嫁娶或死亡承担必要的礼物开支，但政府也要为很多在皇宫工作的人支付薪酬，包括护卫、厨子，以及在皇宫内仓库和作坊中工作的人员，甚至还要支付亲王和公主的月钱，宫女出宫时也要付给她们一笔钱，政府财政还要为皇室宗亲的住房和补贴付费，从这里可以看出，难怪内藏库的财务状况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但另一方面，尽管政府承担士兵的军饷，但在战争时期，内藏库也往往要做出大量贡献，尤其是在凯旋后对将士们的赏赐。发生饥荒、洪水或自然灾害时，内藏库也是救灾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于皇帝驾崩后的巨大开销，包括修建陵墓和赏赐参与葬礼人员的礼物，则要进行分摊；政府承担大部分的安葬费用，而内藏库负责大部分的礼仪费用。此外，内藏库的盈余也为皇帝提供了一些自由空间，即使大臣们反对，皇帝也可以推进一些项目。正是由于内藏库在1069年前已积累了足够的盈余，才使神宗能够以此为王安石的新政提供资金，毕竟发放国家贷款那可是需要足够多的准备金的。

    赵佶当上皇帝的头三年，还能正常听从前朝老臣的忠言逆耳，其实如不说他在韬光养晦。两年后，向太后去世，赵佶总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掌权，逐步赶走了他在1100年召回京城的大部分保守派，罢免了如韩忠彦，曾布这些老臣。起用赵挺之、蔡京、张商英、蔡卞这些改革派。

    宋徽宗正是从这一刻起，慢慢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之一。

    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

    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易——变化，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作“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